陈云在抗日战争后期主持边区财经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主持东北财经工作和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主持中财委工作期间，都成功地领导过稳定物价的斗争，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由于陈云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稳定物价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因此，学术界对这一时期研究的较多，相比之下，对前两个时期研究的较少，把这三个时期连在一起进行研究的则更少。本文综合考察陈云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各个时期稳定物价的斗争实践。这样不仅可以更加全面完整地总结陈云稳定物价的基本经验,而且可以看出这些基本经验是怎样随着陈云主持财经工作局面的不断扩大和层面的不断提升而逐步丰富和发展的。下面从五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注重调査研究
注重调查研究,是陈云一贯的工作方法。不管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经济建设时期,每当工作中遇到问题时,陈云总是先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也总能够从调查研究中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一鲜明的工作特色和方法,在陈云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前后领导稳定物价的争实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成为陈云稳定物价取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
年3月,陈云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转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经济工作。这也是陈云以主要精力从事领导财*经济工作的开始。当时,国民*顽固派严密封锁边区,企图“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同时千方百计阻止边区食盐出口。由于贸易进口大于出口,生产资金的大量投放,以及为调动*队而增加的费用,造成年边币发行量增加13倍,下半年开始金融波动、物价猛涨,贸易、金融和财*问题日益凸显出来,成为陈云转到财经岗位上后首先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难题。
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陈云从调查边区的商情入手,努力寻求打破封锁、扭转入超以稳定物价的应对之策。当时在陈云身边工作的朱劭天回忆:“他常亲自到延安南郊新市场和公司货栈,找群众和干部谈话,直接了解情况和意见,取得第一手材料。我跟随他在新市场向运盐农民调查运盐线路时,他让我绘制了一幅《陕甘宁边区交通干线图》(我仍留有复印件),以便于外出调查时使用。”为了掌握商情、抓住时机,陈云不仅自己经常到延安市场上了解情况,而且派人到西安等地侦察、搜集经济情报,还注意从报纸、杂志和过去的文献资料中寻找有关动向的蛛丝马迹。朱劭天回忆说:“陈云同志非常注意从各方面研究和了解市场发展情况,他曾亲自带领我去枣园*中央图书馆,查阅国民*地区发行的各种报纸、杂志和书籍中有关西北盐业及花纱布的产、供、销资料。”陈云还致信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经济组组长许涤新,要他们向西北财经办事处介绍国民**府的*金*策、外汇*策、币制改革*策、金融*策、财*收支*策和棉布*策等。经过调查研究,陈云弄清了物价猛涨的原因,找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有力地抑制了边区物价的过猛上涨。
陈云主持边区财经工作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年9月,他受命奔赴东北战场,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参加领导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年6月后,陈云兼任东北财*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东北解放区的财*经济工作。陈云主持东北财经工作后,所做的大事之一就是制止物价暴涨。物价暴涨是从年3月开始的,平均物价指数六七月比2月上涨近三倍半。粮食由2月底的每斤元涨为六七月的0元,上涨9倍。面对物价飞涨和它带来的一系列棘手问题,陈云先是冷静地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进而分析出了物价暴涨的三大原因:第一,大量增发纸币;第二,物资不足;第三,*策的失误。主要是因公家购粮,限制商贩携带50斤以上的粮食,缩小了社会调剂南北满粮价相差悬殊的力量。当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情况下,这些问题(特别是前两个问题)是难以完全解决的,但经过努力可以使它得到缓解。在正确分析物价暴涨原因的基础上,陈云提出了有力的对策并先后付诸实施,从总体上保证了物价虽继续有所上涨,但属于平涨而非暴涨。
陈云在主持边区财经工作和东北财经工作期间表现出来的卓越才能,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与信任。年5月,他奉命到北平(今北京)参加筹组并主持中财委工作。在此期间,陈云三次领导稳定物价的斗争。在每次斗争中,陈云仍然是从调查研究入手。
由于旧经济势力进行大米、纱布和煤炭投机,年6月下旬,上海的物价开始波动。6月23日每石大米的价格是人民币1.17万元,7月16日升至5.9万元,7月18日更高达6.5万元。稳定物价成为中财委成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7月下旬,陈云赴上海主持召开各解放区财经会议,研究部署以稳定物价为中心的经济工作。陈云抵达上海后,连续四天一边听汇报、调查研究,一边为会议作准备;会议结束后,陈云仍留在上海继续探讨如何落实会议各项决定,并与各界代表人物广泛接触,开座谈会,调查研究。28月19日至23日,陈云出席中国共产*上海市委分别召集的民主建国会负责人、上海产业界代表,以及机器工业、银钱业、纺织业、卷烟、西药、化工各业代表座谈会。在这些会上,陈云与代表们座谈有关财经、工商业等问题,努力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对恢复与发展生产、克服财*经济困难产生了重要影响。对陈云找各界代表人物谈话的做法毛泽东表示赞成,他要求各级领导人也要像陈云在上海那样,多和*外各界人士接触,“探听各界气候,将具体问题向他们请教及交换意见,而不是泛泛的交际性的接触。”这次物价波动,经过陈云主持召开上海财经会议,采取各项有力措施后,情况一度有了明显改变。在会议期间和会后两个月内,各地物价相对平稳。
面对这种形势,陈云态度冷静。他指出:“今后物价估计仍将继续上涨,且仍有发生剧烈跳跃的可能。原因是财*赤字仍然很大,且须收购大量物资(主要的是棉花),必须继续增发货币。”“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停止物价上涨,估计是不可能的。”“因此,困难还很严重,不能盲目乐观。”事情正如陈云预料的那样:新中国成立后刚半个月,从10月15日起,以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为先导,其他地区跟进,全国物价猛涨。到11月13日止,以7月底为基期,物价平均指数:北京、天津涨1.8倍,上海涨1.5倍,华中、西北与此相近。在10月份一个月内,全国物价平均上涨44.9%。
11月1日、5日,陈云主持召开中财委第一次委务会议和第二次委务会议,同与会者一起分析物价猛涨的原因,讨论收缩通货、抛售物资、加强市场管理的办法。经过调查研究,认为这次物价上涨,根本原因是国内战争仍在继续,财*赤字扩大,纸币发行大量增加。部分地区还有特殊原因,如上海棉花贵、棉纱销售快;华北灾区及棉产区粮食贵,等等。此外,人民*府所接收的城市,由于此前国民**府多年统治下物价不断飞涨,市场差不多已变成投机商人的大*场。投机商人囤积居奇兴风作浪,也是物价猛涨的原因。从11月5日起,中财委所管的茶叶鬃毛、油脂、海关等各部相继召开专业会议。在短短几个月内集中地举行这么多次专业会议,实际上是对财经工作的方方面面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初步掌握了全国农业、工业、铁路交通、财*金融和贸易的情况,为从根本上稳定物价做了必要的准备。正如陈云所说月五日起开始召开专业会议。这三个月会议使我们头脑开始清楚。”由于情况明,决心大,时机得当,措施有力,这场新中国成立初期最严重的涨价风潮很快被平息了下去。
陈云在作出制止这场物价猛涨的决策时,考虑到财*赤字和货币发行情况,已估计年2月份还会刮起物价涨风。年水旱灾情引起的严重缺粮增加了这次涨风的可能。年1月4日到9日,上海粮价上涨23%;到1月下旬,又比月初上涨80%。中财委运粮济沪工作刚刚部署完毕,2月6日又发生了国民*飞机轰炸上海事件,造成发电厂被炸,全市工厂特别是纺织厂大多被迫停工,投机商人囤积纱布,物价涨风起。由于陈云对这次涨风已有预见,并陆续作了周密部署;人民*府手里又已经控制大量物资,掌握了市场主导权,因此,尽管敌机袭沪曾一度影响物价,但2月平均物价比1月上旬只上涨0.9倍。到年3月,全国物价已基本上稳定下来。
二、善于抓住关键
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历次物价上涨中,总有一种商品起着领头作用。因而抓住了它,就抓住了稳定物价的关键,就控制了物价波动的主动权。在各时期领导稳定物价的斗争实践中,陈云总能够抓住这一关键商品,并以此作为平抑物价的突破口。这是陈云稳定物价取得成功的又一条重要经验。
在主持边区财经工作时期,陈云抓的是布匹。经过调查研究,陈发现“这个起领导作用的物价,在边区里面不是粮食,而是布匹。如果布匹涨了,其他东西也跟着涨”。他分析原因说,边区的老百姓大多数能保持粮食自给,公家有公粮,买的也很少,要买粮的不到五万人。边区大多数人都需要布,而布是从西安来的,边区缺乏。“这一条就决定了边区的物价是以布匹为主。布匹涨,猪肉也涨,小米也涨。”他进一步分析布匹涨价“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外部原因为主。因为西安涨价,商人运到延安,自然价大了”;“特殊的情况是内部金融波动,比西安涨得快”从涨价的先后看,“在正常情况下,我们落后于西安,土产品落后于外来品”。据此,陈云提出防止边区物价越过西安涨价比例的两项办法:一是不要金融波动;二是正确调整供求关系。从陕甘宁边区的各个地区来看,陈云还观察到对物价涨跌起领导作用的是延安和绥德,其中尤以延安为主。为此,他提醒“特别要注意这两个城市的物价”。由于抓住了关键目标,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因此保证了边区的“物价相对稳定(一年上涨两、三倍,与西安大体持平)”,实现了稳定物价的预想局面。
在主持东北财经工作时期,陈云抓的是粮食。年9月2日,陈云在东北财经部门讨论物价问题的座谈会上分析说:“东北过去物价曾经是布价带头的,一九四六年北满时就是如此。棉花未来,粮食出不去,叫作‘吃饱了,冷死了’。后来转变到粮食带头,这是指与苏联贸易通了以后,粮食有出路,买粮出口,布退回来,大批布在公家手中。粮跑出去,布跑回来,并且又来得及时,粮食就带头了。”鉴于粮食是领导物价的,能稳住粮价就能稳住物价,因此陈云说:“如何适当控制粮价,减少意外之涨,增加意料之涨,这就要掌握一些粮食。”他提出年除征收万吨公粮外,还需外购40万吨粮食。这不能靠对农民强制来实行。“办法是以盐、布向农民换粮。把四十万吨粮,作为每年的压脚粮。有了这些粮食,就可将粮价适当控制。”“有了粮食才能控制粮价。”
在主持中财委工作时期,陈云还是主要抓粮食。从年7月到年2月的三次物价上涨,都是主要由粮食带头。因此,陈云领导这三次稳定物价的斗争,均从关键商品粮食入手。年7月16日,也就是临去上海主持各解放区财经会议的前3天,陈云致指东北局财委李富春、叶季壮,请他们研究可否挤出15万至20万吨带壳粮支援上海。到上海后,针对上海极端缺乏粮食和棉花的问题,陈云主张从东北、华中、华东三个地区调粮到上海,以维持上海的供应。对纱厂所需棉花,陈云认为可通过调集存棉、组织收购新棉来解决。在上海财经会议的最后一天,陈云表示中财委已从东北调来20万吨大米给上海。“今年秋天要在南京、杭州间集中六亿至八亿斤大米,以备上海所需。”由于抓了粮食及其他举措,年7月的这次物价波动被成功地平抑,江南粮食价格还有所下落。
从10月15日开始的这次涨风,天津、北京是由粮食带头;上海、武汉是由纱布带头,其中对物价影响最大的是粮食。11月12日、13日,北京、天津个别粮商叫价高出7月底指数四五倍。11月11日,陈云、薄一波致电东北李富春、叶季壮:“务请设法从11月15日起由东北保证每日运一千万至一千二百万斤粮食进关。”为确保东北粮食进关,陈云派曹菊如到东北去调运粮食。他亲自交代:“你坐镇沈阳,东北必须每天发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由北京市在天坛打席囤存粮,必须每天增加存粮席囤,要给粮贩子看到,国家手上真有粮食,粮价不能涨,使奸商无隙可乘!为了保证汉口及湖南、广东的纱布供应,陈云派钱之光先到纱布主产地上海,再到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纱布存量,以便采取行动。同时催促华中棉花东运,保证上海生产纱布所需的原料。另外,决定由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铁路沿线积存的纱布,尽速运到西安。决定财*部自11月16日至30日于德石铁路以北及平原省(旧省名),拨交贸易部2亿万斤公粮,以应付棉产区所需的粮食销售。将粮食、紗布等主要物资调集于重要地点后,11月25日,全国各主要城市统一行动,大量抛售粮食、棉布。制止物价猛涨、打击投机商人的战斗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年1、2月间的物价波动还是从粮食起。当时上海存粮不到1亿斤,情况十分紧急。为提防奸商捣乱,避免物价暴涨,1月11日,陈云致电华中的邓子恢和东北财委,要求“华中查告沿江沿铁路立即可运沪的粮食有多少,在何处,用最快方法本月内能运出多少?”要求东北答复东北上交中央之稻谷准备好否?”并请他们接此电后“就可运者立即起运”。1月23日,陈云又急电高岗,他请东北在将集中的大米南运的同时,“催促稻子昼夜加工,愈快愈好”,“加工后南运”。他还请高岗考虑东北可否再购买一批大米或稻子,如可,估计有多少,何时能买到手”。由于措施果断,组织得力,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仍然保证了运粮济沪,从而掌握了粮价,控制了物价的过猛上涨。
三、强调集中统一
实践证明,在经济血临困难,尤其是物价不稳的情况卜,集中有限的资源和力量,保持各有关部门的协调统一,对于摆脱经济困境,扭转不利局面,实现物价稳定,具有重要意义。陈云在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前后领导稳定物价的斗争实践中,一贯强调集中统一。这是陈云稳定物价取得成功的再一条重要经验。
陈云在主持边区财经工作时,面对的是因严重封锁和贸易入超而造成的被动的贸易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要想保持物价的稳定,陈云强调必须实行集中统一。年12月1日、2日,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所作的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各分区与延安,贸易公司、银行与财*厅,以及陕甘宁和晋西北两个边区的工作,都要步调一致。若各自为*,互不相谋,各搞各的,就会天下大乱”。在贸易方面,陈云将西北财经办事处物资局改为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统一管理边区的对外贸易。他指出:“要把晋西北和陕甘宁的贸易统一起来,进口不要争相买,出口也要有计划,否则对自己不利。在金融方面,陈云将银行发行权集中于西北财经办事处。年5月14日,陈云与贺龙在给边区银行行长*亚光、*委贾拓夫的信中指出:今后银行增加发行必须经过财经办事处书面批示。在财税方面,陈云规定分区可以向边区*府提出税收方面的意见,但颁布权属边区*府,内部的税收*策要统一于边区*府。由于陈云综合运动贸易、金融、财*等手段加强边区财经的集中统从而有效地保持了物价的稳定。
陈云在主持东北财经工作时,面对严重的物价暴涨,仍然强调必须实行集中统一。他认为,要力求物价平涨而非暴涨,公家必须设法掌握定数量的粮、布、盐等物资,以平衡市场供求。年6月28日,陈云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会上提出:“要尽可能多地把粮食控制在手里。首先,要集中力量把布和盐抓起来,有了这些东西就可以向农民换取粮食。”10月8日、11日,陈云在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干会上再次提出:要避免物价大涨,“仅就经济范围来说,有三个条件:(1)避免错误;(2）必须做到每月货币收支接近平衡;(3)掌握一定数量的必需物资。”什么是必须掌握的一定数量的物资呢?他说:“除各种开支与出口外,要经常保持四十万吨至五十万吨粮食,这是最基本的。”“除粮食外,手里还要多掌握一百万匹布。”这对适当控制物价发挥了重要作用。陈云在主持中财委工作期间领导的三次稳定物价的斗争,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全国财经工作统一调度的作用。面对年7月的物价风潮陈云强调处理这些问题必须有全局和统一的观点,不能只从地方的局部利益出发,各自打算。他说:“一个地方物价上涨,必然会影响其他地方,抱怨是没有用的。个别地方采取‘自卫’办法,即用提高价格来限制物资外流的办法,是用不得的。只有让物资自由流通,物价保持平稳才行。在财*上,一定时期内还有比较大的地方性,但地方如果都各自打算,分散使用力量,就不能应付目前这个局面。现在把所有后备力量统统集中也不可能,但主要的后备力量,必须有步骤地合理地统一使用。“8月份,陈云为稳定物价主持召开的上海财经会议决定:“(1)建立统一的发行库,由中央财委统一领导。(2)建立全国性的花纱布公司,与中纺公司同归中央纺织工业部统一领导。(3)建立全国性的土产公司,负责推销各地丝、茶、桐油等类特产。”29月份,为便于统一调度,中财委把华北贸易总公司改组为粮食、花纱布、百货、煤铁、盐业、猪鬃土产、皮毛、油脂、蛋品和进口等11个专业公司。为建设新的统一的海关做好准备,9月23日至10月16日,中财委召开全国海关工作人员代表座谈会,陈云亲临会场,指示努力建设人民的新海关,海关管理要逐渐走向统一。
平息从10月15日开始的物价风波,更是充分发挥了集中调集主要物资,贸易、金融、财*三方面协同作战,各大城市统一行动所形成的巨大威力和作用。11月中旬,物价已涨了两倍,涨势渐趋稳定。陈云认为时机到了,已有可能通过收缩银根、调运粮棉、抛售物资来稳定物价。11月13日,陈云向各地下达了调运粮棉的指令,重申在东北、上海、汉口、陇海铁路和德石铁路沿线调集粮棉。同时指令各地国营贸易公司“除必须应付门售者外,暂时不宜将主要物资大量抛售,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于主要地点,并力争于十一月二十五日(至迟三十日)完成;预定十一月底十二月初于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为了解各地准备情况及避免抛售中此起彼落,各地需将准备情况报告中财委,以便大体上统一行动日期。陈云还要求各地向中财委及贸易部必须随时报告各种物价信息,并依据中财委及贸易部提供的信息来抛售物资、确定本地的合理价格。11月25日前,各地遵照陈云电示紧张地进行准备,将粮食、纱布等主要物资调集于重要地点,设法紧缩通货、抓紧税收。11月25日,全国各主要城市统一行动,大量抛售粮食、棉布。薛暮桥回忆道:“投机商人认定物价还将上涨,不惜高利拆借巨款,继续吃进。但国营公司实力雄厚,敞开抛售后逐步降价,投机资本遭到沉重打击。几天之内,就将这次波及地区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物价涨幅最大的涨价风潮平息下去了。”
陈云处理年一二月间的物价波动同样利用了集中统一的优势。面对年水旱灾情引起的严重粮荒,陈云在年1月6日的*务院第十四次*务会议上提出:“为了保证几个大城市的粮食与棉花的供应,国家不惜工本从四川运些粮食到宁沪。准备四亿斤,来提防奸商的捣乱。”“贸易和城市的物资供应要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把主要的力量放在主要的战场上,集中力量打垮一部分奸商。如果把统筹运输物资、抛售物资、冻结资金、停止支付等办法协同使用,一定可以打垮奸商,避免物价暴涨。”针对有些地方的领导千部不顾全大局,阻止粮食外运,陈云断然主张采取严厉手段:“谁阻止粮食外运,就砍谁的头。”由于调集了充足的粮棉做后盾,这场物价风波再次成功渡过。
四、经济手段为主
陈云历来主张处理经济问题要尽量运用经济手段,避免采取行*手段。在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前后领导稳定物价的斗争实践中,陈云始终以经济手段为主,其他手段为辅,从而取得了稳定物价的成功。这是陈云稳定物价的又一条重要经验。
盐是边区最大宗的出口物资,对平衡进出口和稳定物价具有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为了使食盐按有利价格卖出去,避免出口走私,以保证边区的收入,陈云指示有关部门“减低运盐费用,改善运盐途中条件;提高口岸收购价(较规定的外销价只差20%),保证运盐户有钱可赚。这一系列的措施,有效地堵住了食盐走私出口,盐农自觉自愿地把食盐卖给盐业公司统一外销”。对于农户运盐,运往哪个口岸,陈云要求不再由*府摊派任务,不用动员督运,而是根据出口要求,用规定口岸收购盐价的办法来指挥,从而大大提高了农户运盐的积极性。在处理边币与法币的关系时,陈云同样强调要以经济手段为主,*治手段为辅。他说“银行法币换不出来,你到毛主席、总司令到那里去说:‘你们拥护共产*,你们不要来换法币。这行不行?一定不行。”由于强调运用经济手段按市场商品流通规律办事,正确处理边币与法币的关系,不仅扭转了边区贸易入超的被动局面,而且保持了金融稳定,从而抑制了物价的上涨。
早在年3月13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北满分局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经济问题只能用经济手段解决,不能靠*治解决,*治只能解决一部分。经济是基础,*治是上层建筑,要由经济决定。”主持东北财经工作后,陈云更加强调按经济原则办事。年6月16日,陈云在中共中央东北局例会上说:“搞经济总要合乎经济原则,用强迫的办法既违反经济原则,又违反*治原则。”6月18日,陈云在就发展羊草生产、保证*需供应事给东北财经委员会负责人叶季壮等的信中指出“现在纯粹动员性质的事情太多了,农民是讨厌我们的”。他要求办这件事必须遵循经济原则,价钱应按路途远近而定。“只要有利,农民必来;牌价太低,农民必不来。”同样,他要求收购粮食不要让农民在经济上受损失,批评“现在收买粮食方面,经济原则还少了些”。对粮食涨价后公营企业的商品和服务不跟着涨,陈云明确指出那是不行的,不符合经济工作规律的。“这可使工业最后总崩溃。”向农民拿出来的东西,统统无区别地给了消费者。电价、火车运价都太低。工业品价格要逐渐达到成本加利润。“工业上亏本,倾家荡产,这是极危险的事,决定命运的。”他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秋收及新公粮征收以前,估计物价仍将逐步上涨。其中,粮价我无法控制,煤、盐、布、金及公用事业价则必须主动跟上粮价。”9月2日,在三十余名东北财经部门负责人出席的讨论物价问题的座谈会上,陈云再次指出:“哈市公价远落后于黑市价,公产日用品、国营企业的收费价都低于黑市价。如果不调整公价、官价,只有赔本。”“调整是必要的。”由于按经济原则办事,既使农民不吃亏,又适时调整公营企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减少和避免了公家的损失,结果是既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又使公家有更多的力量掌握定数量的粮食和布匹等物资,从而有效地抑制了物价的暴涨。
年5月上海解放后,有十多天时间人民币挤不进上海市场,银元投机猖獗,金融物价上涨。为指导上海市*管会同上海旧经济势力进行“银元之战”,陈云于6月份在北平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指示》指出:“这一斗争是不容易的,因此除*治手段外,还需有许多经济步骤:(甲)命令铁路交通事业(包括市*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乙)税收一律缴收人民币,并请考虑是否可预征若干种税款;(丙)以地方为单位,首先是上海酌发实物公债;(丁)像平津一样,通令各私人银行检验资金;(戊)开放各解放区间的汇兑,其目的是以老区比较坚强之货币阵地,支持南方新区占领货币阵地。”陈云为中央起草的这个指示中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措施,为根绝银元投机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主持中财委工作后,陈云更加注重发挥经济手段在稳定物价中的作用。在平息年7月的物价风潮中,为弥补财*赤字、支援战争、恢复经济,陈云曾主张在8月至10月这段青*不接时期内发行公债,减少货币发行,使物价不致过分波动。但由于中共中央在征求了全国工商界代表人物的意见后,认为时机还未成熟,这一主张被暂时搁置。
在平息从10月15开始的物价风波中,陈云充分利用经济力量,在11月13日的电文中一次性发布了5条紧缩银根的指令:“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自电到日起,除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认为特殊需要而批准者外,其他贷款,一律暂停。在此期内,应按约收回贷款。何时解禁,听候命令。”“各大城市应将几种能起收缩银根作用之税收,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左右开征。”“工矿投资及收购资金,除中财委认可者外,由各大区财委负责,自此电到达日起一律暂停支付。”“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对各地*费(除去仓库建筑等)应全部拨付,不得扣压。但请当地***当局叮嘱部队后勤负责同志,不得投入商业活动。”“地方经费中,凡属可以迟发半月或二十天者,均应延缓半月或二十天。”这些经济*策为平息这场物价风波产生了重要作用。这次稳定物价的成功,给私人工商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担任上海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的荣毅仁表示:“中共此次不用*治力量,而能稳住物价,给上海工商界个教训。”他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在平息年1、2月间的物价波动中,陈云同样注重发挥经济手段的作用。年1月6日,在*务院第十四次*务会议讨论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作的《关于全国城市供应会议报告》时,陈云说:“要提防物价波动,不能靠宣传吹牛,不能靠*治压力,只有靠物资的供应。”中财委还通过以工代赈,将救济灾民与兴修水利、运粮济沪等结合起来,收到了一举多得的经济效果。
五、坚持标本兼治
在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前后领导稳定物价的斗争实践中,陈不仅采取应急措施稳住物价上涨的势头,而且采取发展生产等措施,从根本上消除物价上涨的隐患,从而达到治标的目的。这是陈云稳定物价大特色,也是陈云稳定物价取得成功的另一条重要经验。
边区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贸易入超引起的边币贬值。因此,要保持边区物价的稳定,除了实施正确的贸易、金融和财**策外,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发展生产,以减少进口,平衡贸易。正由于生产是第位的,所以陈云对边区的生产予以高度重视,尤其强调“重心要放在能减少人口的物资的生产方面去”。他认为,青菜、萝卜、马、牛、羊、鸡、犬、猪、稻、粟、麦也需要生产,但更需要生产花费法币进口的棉花、布匹和其他工业品。他说:“棉花、布匹不要外面的,法币的付出可以减少,金融就可以稳定。”陈云还直接过问边区的工业生产。年7月21日,陈云在西北局常委会议上就筹划边区铁生产问题发表意见,提出要加大铁生产的投资,向关中铁厂投资万元边币,富村铁厂投资1亿元边币。陈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