阖家团圆，这对于生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来说，是一种普普通通的幸福。但在战火纷乱的年代里，尤其是对于革命先烈，这样寻常的幸福却是一种奢侈。
在局势动荡岁月里，生离死别，妻离子散，流离失所等等，都是时代洪流中寻常人家的磨难。在那个年代里，就算一代伟人毛泽东也不得不面对这些艰难的问题。
在那些年，毛泽东的第一任夫人杨开慧，以及他的三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到底经历了什么？后来他们都怎么样了？当失散之后，关于寻找毛岸英兄弟过程以及毛岸龙确实下落的一些真相。
一、注定坎坷：诞生在战火之中的毛氏三兄弟
年的冬天，两个年轻人用最简单的方式同居了，并以此来表示他们结婚了，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不做俗人之举”。再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才向挚友们宣布他们的喜讯。这两个年轻人就是毛泽东和他的第一任夫人杨开慧。
两年过后，在年深秋时节的湖南，一个头戴草帽，穿着简陋的衣裤和草鞋的洋包车车夫，急急忙忙来医院-湘雅医学院，寻找他的一位老朋友李振翩。
李振翩
李振翩一看到这个车夫，马上就笑了，这可不是什么普普通通的车夫，而是他在当《新湖南》杂志编辑时就结下深厚友谊的毛泽东。看着这副乔装打扮，李振翩又怎么会不知道毛泽东的处境呢？
尽管共产*的力量尚在成长的阶段，但是也有不少敌对势力把毛泽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先除之而后快。而且，毛泽东当时已经是中国共产*湘区执行委员会的书记，正秘密在湖南范围内建立*的基层组织，工作和日常要都保持小心谨慎。
所以，毛泽医院找他，肯定是有非常要紧的事情。
李振翩笑道：“原来是你这个洋车夫找我呀!”毛泽东火急火燎地说：“你管他洋车夫、土车夫，赶快跟我走，叫上张维，我有急事求你俩帮忙。”都说道求他们帮忙的份上了，李振翩也着急起来，一问才知道，原来是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快要临产了。
但是囿于毛泽东的身份，医院生孩子，只能请李振翩前去接生的。李振翩二话不说，赶紧带上接生用的药物和医疗用品，带上一名助手，就赶往毛泽东在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的住处。幸运的是，孩子顺利诞生了，母子平安。
其实就这个孩子出生的那天，毛泽东领导下的历时20多天的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终于获得了胜利，这一次大罢工，是长沙工人有史以来第一次罢工的胜利，让长沙乃至整个湖南的贫苦工人的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
那一天可谓是双喜临门的一天，于是，毛泽东给这个儿子起了个响亮的名字：毛岸英。出生在如此特殊的岁月里，早就预兆着毛岸英从一出生开始，就注定了他与中国解放事业深深结合在一起，也仿佛注定了他的一生将会波折重重。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毛泽东的革命工作还是在密锣紧鼓地进行着，在年的秋天辗转于广州、上海、长沙，并且在10月初还建立了国民*的长沙支部，创建了湖南总部。在百忙的工作中，有一件天大的喜事悄悄地来到毛家。
同年11月，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第二个孩子也在湖南长沙东乡板仓平安出生了。这一位就是日后毛泽东唯一在世的儿子，毛岸青。可是，革命事业还得继续，当毛岸青才刚刚满月，毛泽东又要离开妻儿身边，动身前往上海，并准备到广州参加国民*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年，杨开慧带着两兄弟前往上海，再与毛泽东汇合，辗转到湘潭市韶山故乡暂住，而后再动身到大革命的圣地-广州。年幼的兄弟俩随着父母东奔西走，开展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虽然很苦，但是也算得上是童年里为数不多的与父母团聚的日子。
时间转眼到了年，毛泽东一家先后到达了湖北武昌。同年4月，毛泽东和杨开慧的最小的孩子毛岸龙也呱呱坠地。
这时候的大哥毛岸英和二个毛岸青分别是4岁多和3岁多，都是小孩子最可爱，最稚嫩的年纪，也是最依赖父母的，无奈的是，毛泽东并不是一个普通人家的父亲，他身上还肩负着救国救民的使命。
所以，这3个孩子从小就和父亲聚少离多。就算是唯一在世的孩子毛岸青，对这位伟人父亲的童年回忆也只有零碎的片段。
而且，在毛岸龙出生不久以后，越发紧张的局势让毛泽东不得不加快速度，只能牺牲和家人团聚的时间，再次离开妻儿，踏上征程，和汇合*组织来应对瞬息万变的突发状况。
其实身为革命的先锋，毛泽东和杨开慧已经早就有思想准备，意志无比坚定。明知道在那个时代，要想国家安定，一定要有先行者的奉献与牺牲。
可是没人能想到，在这之后不多久的别离，就是天各一方，夫人杨开慧、三子毛岸龙已经是阴阳相隔，再也无法相聚；而毛泽东和长子毛岸英、次子毛岸青也是时隔多年后才得以再次重逢。
二、一边流浪街头，一边躲避追杀，三弟不慎失散
年7月，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府公开宣布“分共”，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共产*被迫转入地下，而且国民*反动派还穷追不舍，残酷屠杀共产*人和革命群众，国内形势岌岌可危。杨开慧和三个小兄弟的安全也越发地受到威胁。
其实，早在年，身兼毛泽东助手的杨开慧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是一名不折不扣信仰奠定的*员。正因如此，毛泽东这一家子都是国民*反动派的重点监视对象。
机警镇定的杨开慧早已做了最好的准备，她联系上板仓老家的族兄杨秀生，请他先把保姆和孩子带回相对平安的湖南乡下。而自己则继续留在武汉协助毛泽东做好秋收起义的前期准备。
尽管杨开慧充满了革命的热情，希望亲身参与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但是考虑到未来斗争的艰巨性，毛泽东还决定独自前往，让杨开慧照顾母亲和年幼的孩子。为了消除毛泽东的后顾之忧，杨开慧也只能答应了。
在初秋的一个晚上，毛泽东秘密护送夫人回到板仓。而这一次离别后，毛泽东和杨开慧就再也无法相见了。回到故乡板仓的杨开慧和毛氏三兄弟过了一段相对稳定的生活，耐心地抚育三个孩童。
尤其是对稍微年长的毛岸英、毛岸青兄弟悉心栽培，一边教授他们文化知识，一边为他们树立革命的人生信仰，在他们的童年就种下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种子。
而一直奋斗在革命一线的毛泽东则领导红*两次进攻长沙，让正在湖南主*的*阀何键恨之入骨，单凭何键的力量无法击败强大的红*，气急败坏的他竟然贴出告示，悬赏银元要捉拿毛泽东的家人，尤其是杨开慧，以此作为无能的报复手段。
继续开展地下工作的杨开慧，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下，好几次躲过了敌人的追捕。但是随着局势的越发紧张，杨开慧的处境越来越危险。
终于在年10月的一个晚上，80多个密探重重包围了板仓杨家老宅，杨开慧不幸被捕，同时，还把年仅8岁的毛岸英和保姆一起非法拘留。敌人向杨开慧逼问毛泽东的动向，她只字不提；要她公开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她誓死不从。
她坚定地说：“牺牲我小，成功我大”，“要我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敌人见杨开慧意志坚定，无法从她口中套取一点点信息，最终决定在当年11月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枪决杨开慧。这一年，杨开慧29岁，留下了三个孤苦伶仃的稚子。
杨开慧
在杨开慧就义的10天后，一同被抓的毛岸英和保姆才被释放出来。此后，三个痛失母亲的孩子随着外婆向振熙和舅舅杨开智、舅母李崇德一起生活。
但是没有了母亲的保护，父亲毛泽东又长期在外漂泊不定，加上板仓的杨家已经被特务严密监视，三个孩子很容易再次遭到敌人的*手。考虑到这些现实问题，*组织决定把孩子们转移到相对安全一些的上海。
不久之后，毛泽民来信，请求杨家人带三个孩子到上海。于是，在严密的安排下，孩子们的外婆和舅母佯装走亲戚的样子，带着三兄弟，坐火车前往离开了湖南前往武汉，再乘船赶往上海。到了上海之后，经过地下*组织安排，三个孩子入读大同幼稚园。
这所幼稚园创办于年3月，为了掩人耳目，让既牧师身份又是地下*员的董健吾出任院长。幼稚园收留的30多个孩子中，大部分都是革命烈士的遗孤，或者居无定所的革命工作者的子女。
但是这么一个平平无奇的幼儿园，又凭什么来保护这些孩子呢？仔细的周恩来请来了宋庆龄女士题写牌匾，又请来国民*元老级人物于右任写园名，有了这两块金漆招牌的保护，反动派警探不会轻易前来骚扰。
出于对毛氏三兄弟成长和安全的考虑，当时的大同幼稚园是他们最好的避风港了。为了保护三兄弟，所有人对他们的身份都决口不提，介绍情况的时候，只是说是烈士遗孤，不敢有丝毫的放松。
董健吾
三个孩子也有了新的名字，毛岸英改名为杨永福，毛岸英改名为杨永寿，毛岸龙改名为杨永泰。三个孩子总算是有基本的安全保障，不用再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偶尔天气晴朗的时候，幼稚园的保育员会带着孩子们到附近的法国公园走走。
那里风光明媚，景色宜人，大家在草地上唱儿歌、晒太阳、做游戏，是这个动荡年代里难得的一点童年时光。就在这里公园里，全体师生合影留念，其中就有毛氏三兄弟的身影，这张照片弥足珍贵，迄今仍被保存着。
直到这时候，三弟毛岸龙的经历都是可以确定的。但是，在大同幼稚园生活的这段日子里，毛岸龙的去向就变得扑朔迷离了。
广为传播的是两种说法，一种是小岸龙在年春末夏初的夜里，突发噤口痢，腹泻高烧不止，由保育员医院就诊，但是经抢救无效不幸病逝，年仅4岁。
另一种说法则是后来经历了大同幼稚园关闭、董家风波等一系列险境，大哥毛岸英不得不带着两个小弟弟流落街头，就在这个时候，三弟小岸龙失踪了。
其实在建国之后，时不时有消息称失踪的毛岸龙有下落了，但是经过多方努力，最后还是没能确定下来。毛泽东叹息到：“不找了，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还有养父母啊！”
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大同幼稚园经历了关闭的风波。年春夏之交，原来负责中共中央*治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地下*机关遭到严重破坏，由于董健吾和顾顺章有过工作接触，不得不躲避起来。大同幼稚园还是苦苦坚持着。
直到了年初，幼稚园的其中一个保育员出外办事突然失踪，使*组织明白，敌人的枪口越来越接近这所幼稚园了。为了安全起见，*组织迅速解散幼稚园，里面的小孩子都被其他的革命家庭秘密接走，妥善安置了。
而毛氏兄弟则安排到董健吾家里暂时寄养，由*组织按月补贴生活费来维持两个孩子的开销。后来再辗转到董健吾前妻*慧光家中生活。
时局越发艰难，白色恐怖日益严重，董健吾又离开了上海，两个小孩子如同浮萍一样，在上海各处辗转，最后实在无以为继，毛岸英和毛岸青只能流落街头，过上了流浪儿的生活。后来，根据当时的参与寻找的*员回忆，他们可能是年是出走的。
没了革命者的保护，两个孩子真的变成了街头最普通的流浪儿，相依为命，根本没人知道他们姓甚名谁，更不可能有人知道他们就是毛泽东的孩子。
年长些的毛岸英清楚这身份对他和弟弟来说，非常容易惹祸上身，到时候就可能踏上母亲杨开慧的老路，要么被用来胁迫父亲毛泽东，要么就是被虐待致死。所以，在流浪的日子里，他们俩还是保持小心谨慎，混在人群中，小心翼翼地活着。
那时候的中国，战火连天，民不聊生，大部分贫穷的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成年的大人尚且如此，更何况两个小小的孩子。晚上，他们住在破庙里面，破败的老庙虽然不能像以前那样提供温暖的床铺，但起码能稍微遮风挡雨，有个小小落魄的栖身处所。
白天，他们做力所能及的劳动来勉强维持生活，给人拖地板，去烧饼店当帮工，卖报纸，拣烟头、捡破烂等等，还有帮忙推*包车，上海的苏州桥很陡，*包车拉上去很费力，两兄弟就在车后面帮着推上去，再问人家要几个小钱……
但是，就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两兄弟还是不忘学习。大哥毛岸英是跟着杨开慧生活最久的，也是受革命熏陶最深厚的孩子，他一直都没忘记妈妈在牢房里叮嘱他的话：“要带弟弟好好学习，长大为穷人干革命。”
就算在流浪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都背诵妈妈留给他的《革命课本》，同时还当起小老师，教弟弟认字。但是他也很小，很多字还不认识。
有一天，他们经过书店的时候看到《学生字典》，一下子就回忆起妈妈也有这样的一本书，妈妈告诉他们，如果有不认识的生字，就从里面找它的意思。小兄弟俩慢慢打工慢慢凑钱，省吃挨饿，终于都实现了心愿，买到了这本《学生字典》。
三、特科地下*员接到秘密指令，毛岸英和毛安青终被寻回
幸好，在毛氏兄弟出走以后，董家赶紧联系*组织，通报情况了。特科赶紧发动地下*员前去寻找。哪怕在现在，要在茫茫人海中找个人，都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那时候的形势十分严峻，找两个小孩子又谈何容易。
从年起，上海国民*特务已经不停破坏地下*的组织。尤其是特科，到他们开始寻找毛岸英兄弟的时候，是剩下最后一个特科的办事处和十几个*员。
经过长期的渗透，国民*特务已经掌握了绝大部分地下*员的姓名、职业、甚至是相貌体征，地下*员还要出去寻找孩子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而且，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两的身份是高度机密来的，只有少数几个领导是知道他们的身份，当领导安排任务的时候，也只是说要找两个小孩，是烈士的后代，大的约13、14岁，小的11、12岁。
寻人的重任就落在了李云身上。当年，李云掌管着“特科”唯一一台与*中央联系的电报机，在她身上承载了许许多多中央核心机密，一旦被捕，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她还是肩负起了这个任务，日以继夜不停地找着两个孩子。
根据李云的回忆，她的上级领导指示给了她一个范围：老西门一带，也不说孩子是什么情况，她也不能问，只能绝对服从。没什么头绪的她只能往流浪儿多的地方转转，日复一日，她都不记得到底找过多少个地方。
当时的社会也很混乱，在街上流浪的人特别多，李云只能靠观察，站在路边，混在人群里面偷偷看，为了不暴露身份，还不能随便打听，常常这样一站一看就是半天的时间。就算李云已经很坚持，孩子还是没下落，她甚至考虑过，孩子是不是被敌人绑走了？
但是，通过内线确定，应该还在流浪，没被抓走。于是她继续苦苦地寻找。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回，她在城隍庙边上的一个粥摊看到两个年纪相仿的孩子，身材瘦弱衣服破烂。
而且，李云请他们喝粥、和他们交流的时候，两个小孩子都守口如瓶，不肯透露一点自己的信息。这回，她可能找对人了。李云马上向她的上级-当时上海地下*领导人冯雪峰汇报。
冯雪峰争分夺秒地赶了过去，他带着两个去了其他地方，请他们吃饱了饭，继续和两个小孩子聊天，用亲切的湖南话，像拉家常一样问孩子：你们是哪里人呀？、你们的父母呢？为什么不在家，出来流浪了？
围绕着孩子的身世耐心地询问，最后，其中一个孩子用湖南话答了句：湖南人。这下，基本可以确定，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找回来了。
这一年是年，他们已经整整流浪了接近一年的时间了，他们由重新回来*组织和亲人的怀抱中。同年，*组织想尽了办法，把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送往国外，最后在年年初，顺利到达了局势相对稳定的莫斯科，展开了新的学习和生活。
结语
根据毛岸英遗孀刘松林的回忆，她和毛岸英结婚的当年，曾经看过两场电影：《三毛流浪记》和《一江春水向东流》。当时看《三毛流浪记》的时候，毛岸英是紧紧地握着刘松林的手，当时刘松林还不知道毛岸英有过一段流浪的经历。
所以等电影散场，毛岸英还沉浸在电影里面，久久不能平复，刘松林喊他离开的时候，毛岸英才说：“这就是我在上海的流浪生活，我和岸青除了没有给资本家当干儿子和偷东西以外，三毛其他的经历我们都经历了。”
从杨开慧就义到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前往莫斯科，前后接近7年的时间里，毛家小兄弟经历了丧母、寄养、流浪、出国等等，毛泽东曾十分感慨地说：“为了革命事业，这些孩子从小就吃百家饭，走万里路啊！”
但是正因这段曲折的成长经历，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已经深深刻下了革命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