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英国]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著，黄建树译，中信出版集团，年4月版，页，55.00元当代英国著名作家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PenelopeFitzgerald，-）出生于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就读于牛津大学英文系，毕业后曾就职于BBC、学校、书店，要担负家庭的重任。当她终于在年近六十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生活阅历、信念和对历史以及异国政治的探索兴趣都不断融汇到她的小说中。菲茨杰拉德的长篇小说《早春》（原书名TheBeginningofSpring，；黄建树译，中信出版社，年4月）讲述的是英国侨民、莫斯科的一家印刷厂老板弗兰克的故事：年3月弗兰克的妻子内莉突然抛家弃子出走，原因不明；弗兰克心情烦乱但仍然要保持生活的秩序，为了照顾孩子而聘请的家庭女教师丽莎走进他的生活，他的会计塞尔温是虔诚的托尔斯泰主义信徒，携枪潜入印刷厂的大学生沃洛佳引来秘密警察的查问……。小说以人物为中心，有悬疑的情节，更有俄国在一战和十月革命前夕的历史氛围，深深地吸引读者的是看似紊乱但又符合生活真实的情节逻辑、对人物心理及性格的深刻体察以及随处可见的生动且精准的细节描写。细腻而深刻，平静和舒缓中隐藏着时代变迁的激流，有评论说作者像变魔术一般，将这座正在经历巨变的城市创造了出来，描摹出了十月革命前夕充斥着问题和裂缝的俄国社会。“早春”于是具有了某种象征性意义，意味着变化和除旧迎新。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在众多评论中似乎都认为该小说中与政治相关的情节和描写都只是背景性的或隐约的情绪，而且也很少从“历史小说”的角度来评述它。我也不想把它简单地看作是一本政治或历史小说，但是我认为小说中的人物命运及精神世界乃至整个城市生活的内在网络，都渗透了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对此一时期俄国政治与历史的深刻认识，政治与历史并非仅仅是人物的舞台背景。由此想到她被誉为“简·奥斯汀的继承人”的说法，布鲁姆曾认为“时下那些对奥斯丁作品进行‘政治化’阅读的人实际上根本没有理解她的作品”（见《为什么要读简·奥斯丁》“前言”，译林出版社，年），我倒认为“政治化”视角的阅读并非一无是处，关键是何种“政治化”。即便拿简·奥斯丁来说，虽然她的小说回避了对时代的政治风云、社会时政的直接描写，但是在她描写上层社会中人对财富与爱情看法的时候，或者是“让她笔下那些低贱小人很容易获得成功”的时候，所揭示的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因素就不是所谓“政治化”阅读的读者所强加的。《早春》故事中的政治视角无疑是不可忽视的，早春季节中的帝国、诗歌与印刷机，都与革命前的风暴紧密相连。
小说以在莫斯科生活的英国侨民为主要人物形象，首先就让我想起埃娃·汤普逊在她的《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年）提出的长期以来被学术界忽视的问题：为何在俄国文学中难以发现这个多民族实体中非俄族裔的存在与思想意识？为什么从普希金、托尔斯泰到索尔仁尼琴，都具有大俄罗斯民族观念和殖民主义思想？似乎是作为一种另类的回应，菲茨杰拉德笔下的弗兰克既有对俄罗斯的真诚归属感，同时又不断在现实中感到缘于族裔身份的挫败感。当他在被秘密警察的盘问中感到自己仍然是一个异国分子的时候，以及他发现在莫斯科所有接受过他帮助的人“都会时不时地提醒他，他只是个外国人，哪怕情况不妙，他也不会有任何损失”（页）的时候，他深感委屈和挫败。小说中一再出现的这种情绪无疑具有敏感的身份政治意识。
作者通过描述兰克的父亲艾伯特·里德如何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俄国办厂创业的过程，很精准地揭示了俄国社会中的身份政治与政商关系：在俄国经商，不能有太长远的目光，否则会让人丧失信心；应该看到虽然英国投资者以及各种专业人员不再受欢迎的日子会即将到来，但是好日子还能持续一段时间。当他开始创业办厂的时候，除了要准备符合英国法律和俄罗斯帝国利益的相关证明文件之外，还要擅长交际和具备一种本能，“知道在贿赂穿着制服的人、政治警察、直接进口和工商业部门的办事员、技术和卫生检查员的时候该给多少才算合适，才不至于一无所获。这种贿赂必须叫作‘礼品’，弄明白这个词以后，俄语学习才算入了门”。（24页）另外，俄国与英国的双重视角总是不断出现。关于年冬天在莫斯科爆发的罢工和暴力事件，菲茨杰拉德马上写到“在德国和英国的报纸上都刊登了许多照片，照片里，人们把损毁的有轨电车放在街道上做成路障。电力早已被切断；煤油熊熊燃烧，点燃了积了厚厚一层雪、像坟墓一般的路障”。（42页）弗兰克的内弟查理在英国给弗兰克写信，也专门谈到英国的煤矿、铁路和印刷工人的罢工运动，印刷工人不仅罢工而且还自行印制质量不比《每日邮报》差的报纸；《泰晤士报》呼吁公众应该做好准备，以应对规模前所未有的劳资冲突。（60页）
弗兰克对于政治有相当敏锐的感觉。当他看到印刷排字员特维奥尔多夫拿出一本托尔斯泰的未遭审查人员删减的俄文全本《复活》的时候，他说“这个版本没有通过合法渠道发行。如果我是你，我想我会把它处理掉。”特维奥尔多夫问他“你觉得我能顺利拿国际护照吗？”他回答说“他们不希望熟练技工离开。”“可另一方面，他们很乐意摆脱捣乱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由于特维奥尔多夫是工会秘书，他认为政府会放他走，但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回来。（页）这当然都是有历史依据的。
在这部小说中，印刷与革命、印刷与地下政治和秘密警察这样的主题在情节与人物的对话间起伏穿行。比起读罗伯特·达恩顿关于启蒙运动中的《百科全书》的印刷过程的论述（《启蒙运动的生意经》第五章“造书”）和他关于法国革命前的图书市场与政治风险等关系的研究（《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引言”等），菲茨杰拉德在小说中的描述更显得生动、感性、有现场感。小说中弗兰克的工厂承印很多东西：包裹的标签、拍卖商的目录、悬赏捉拿盗贼和杀人犯的传单、商人的名片、俱乐部的会员卡、空白单据、瓶子的包装纸、医生的执照、优质信纸、音乐会节目单、票券、考勤表、某些杂志以及教材的订单，但是不印报纸，更奇怪的是也不印诗集，唯一的例外就是要印自己的同事塞尔温的诗集《桦树之思》。“《桦树之思》目前正处在审查阶段，既然所有的诗歌都脱不了嫌疑，那么相关人员也许会对这本诗集进行比以往更为严格的审读。可弗兰克从没想过那些革命者或是政客会找他印东西。这些人似乎有能力炮制出使这座城市动荡不安的非法宣言和恐吓内容，他们做起这件事来几乎随心所欲。弗兰克很好奇，有时甚至会推测，到底有多少印刷机藏匿在住着学生的阁楼和地下室、牛棚、澡堂、后院的小便池、鸡笼、圆白菜地和土豆堆里；都是些小型手摇印刷机，也许是阿尔比恩式的，只能印单面，一旦嗅到危险的气息，可迅速转移至别处。他想象看那些异议分子不顾莫斯科一年一百四十天的霜冻，将油墨加热，以便多印一份警告书。印刷机的油墨很容易结冰。”（56-57页）后来弗兰克新聘请的成本会计也说过，“如今，手工印刷和托尔斯泰派、学生革命者以及藏在阁楼和地下室里的激进分子联系在了一起”。（页）
读政治史专业的大学生沃洛佳·瓦西里奇偷偷闯进印刷厂的事件是小说的一个重要情节。开始他对弗兰克解释说想在这里找到一台手摇印刷机印些东西，弗兰克问他为什么不按正常方式来下单，但又马上补充说“我必须警告你，我们不碰任何跟政治有关的东西。”沃洛佳回答说他写的东西跟政治无关，“写的是普遍的同情”，思考了一番又说确实有可能会让人觉得与政治有关。弗兰克说“我猜那得取决于谁被普遍同情”，说明弗兰克这位英国侨民对于俄国话语的政治性还是很明白的。更有意思和有点意料不到的是，沃洛佳马上从与政治有关的敏感性转到了身份问题：“你是个外国人，要是情况不妙，你顶多会被驱逐出莫斯科，回到自己的国家……一个俄国人没办法生活在俄国以外的地方，但这对你来说没有任何问题。”（页）
沃洛佳闯入印刷厂并开了枪，工厂守夜人古利阿宁把这事告诉了警方，拿到赏钱。弗兰克后悔没有坚持先见到阿宁，给他一百卢布就可以让他不报警。于是警察到工厂来了。“只来了一位探长以及一位勤务员，他们穿了制服，这让弗兰克松了口气。”为什么他会“松了口气”？“那意味着守夜人没看见沃洛佳离开这栋楼，否则，他就会通过沃洛佳的帽子辨认出他是个学生，若是学生犯了事，那就会惊动便衣警察，也就是秘密警察。”（页）弗兰克当然很明白治安警察与秘密警察的区别，而且他的办公室就存放有专为上门的警察准备的用葛缕子籽调过味的伏特加酒。警察只是例行公事地询问是否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塞尔温却插了一句说首批印刷的《桦树之思》少了一本，其实那是弗兰克在分手的时候送给大学生的。因此“弗兰克做了一番解释”。“通常情况下，诗歌是可疑的，并且很有可能再次受到秘密警察的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