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相较于官员报人参与办报的有利条件，早期民间士绅所办报刊的发展空间却极为有限。科举废除后，官、绅之间基于科举功名的连续性被中断，士绅“非官却近官”的身份也进一步弱化，官绅之间社会距离的拉大，突出了官与民的分野。
晚清时期，本土士绅欲有办报之举，不仅要突破河南保守当局对于私人办报的舆论审查，递交呈请并接受层层审批，更要面临私人办报资金与政治管控的双重风险。晚清河南士绅报人中，典型者有首开河南私人办报先河的旧文人狄郁，以及依附官方机构、创办官民协办性质报刊的士绅祝鸿元。
此二人皆为晚清河南的名士，旧式文人习气鲜明，诗词、书画、戏文皆有造诣，但在功名上却少有可说之处。狄郁考取功名受挫后，一生不事科举，无有功名；祝鸿元虽为进士，却是捐纳所得，他们于传统正途无有斩获后看似潇洒余生，日常生活中吟诗唱和、游走梨园、交游集会，似是不以为然的超脱，却又难掩正途不畅的落寞，正所谓“社会优秀分子大都醉心科举，无人肯从事于新闻事业。
惟落拓文人、疏狂学子，或借报纸以发抒其抑郁无聊之意兴”。“入世”一直是中国文人追求的核心价值，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明令提倡官民士绅办报，这使得旧文人生涯境遇的落寞得到了排解，办报因而成为旧文人欲入世有所作为的趋势之举。
其中既夹杂着他们对仕途阻滞后襟抱未开的情愫，又带着士绅独有的优越感———自视清高地俯看民生，成为河南近代继官员之后，主动参与办报的知识阶层。旧式文人的身份，使得狄郁、祝鸿元均带有浓厚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人忧患意识
犹如狄郁曾言“非报无以助教育之普及”，“非报无以息风潮”，说明其非常清楚报刊的舆论力量，并选择了以文人办报的形式来实现其于家为国的入世理想。河南的传播环境封闭保守，官方一直视民间办报为禁忌，旧式文人以体制外的身份在河南官报体系下创办报刊，实属不易。
１９０７年，狄郁创办了河南近代第一份私人报刊《与舍学报》，该报创办之时，正是国内革命派办报活动高涨的时候，为了防范与打击各地兴起的革命出版活动，清政府前后出台了五条报律，具体到对注册制度、禁言内容、检查制度及报道更正制度等四大内容进行监管，以此加强对新闻舆论的管控。
如《报章应守规则》中规定：“除已开报馆之外，凡欲开设者，皆须来所呈报批准后，再行开设”；《大清报律》中对注册制度进一步补充：“本条之立法目的，系采取事前之登记注册制度，其最先登记之机关，为地方低层政府再申报本省督抚，最后咨民政部存案。”
这些官方颁发的报律强化了对于书报等出版物的监控，无疑为民报的创办增加了难度，其创办人、创办机构皆须经过注册审查，创办宗旨更要能够契合官方的意识形态标准，以此防止“宗旨不纯”的报刊“淆乱政体”。
尤其是在政治文化更加保守的内陆办刊，文人准入报界的重要标准即是认可并遵守清廷报律，在意识形态上合乎朝廷的偏好，为清廷所乐见。正因如此，狄郁在禀请提学司的办报呈请中，完全站在官方立场，提出以倡导旧学的方式来应对清末出现的新学冲击，期冀教化日久，达到正歧启愚的目的。
在办报呈请中，狄郁为学界纷争不当导致的破蔑伦纪而忧虑，言道：“穷惟中国今日可喜者，学界之发达，可虑者学派之纷歧”，而伴随着思想论辩出现的诸多新生名词，如果不加善用而使人误会，则有“鼓煽浮嚣、破蔑伦纪”的风险，并把此归结为风气所致。
他以官方口吻坦言，如果仅靠官方的禁令，是不能将其阻遏于萌芽中，“风会所趋，专恃官长之禁令，恐未能尽遏其萌”。只有重视思想的源头，才能匡救时弊，纠正风气，“惟在下有人研究旧学以发明新理，取后进之文明艺术，一范诸经训名教中。
庶几灌输日久，稍稍正其歧，而壹其纷生，愚有见于斯，拟本此宗旨创设学报，以冀万有一当”。《与舍学报》将启国民智慧作为办报宗旨，体例编排栏目庞杂，以“学”为核心，呈现出中西交融、博采新知的旨向。
虽是旧式文人，狄郁的思想却受西学影响颇深，尤其阅读“严又陵先生译以中文名之曰《群学肄言》”，促使其辟设“群学门”专门讲解西学内容，诸如“新闻门”“物学门”等，涉及法学、医学、物理等诸多门类，犹如百科全书。
《与舍学报》的受众多是同为文人的官绅，说明其传播人群仍以自身阶层为主，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办报目的是以此会友、寻求同好。而同为河南名士的祝鸿元追随官方号召，官民协办的《河南白话演说报》则面向底层人群，以平民化的通俗语言编报，拉近了中下社会与官报之间的距离，开启了河南报刊的白话时代。
这两份报刊虽然传播面向不同，在价值取向上却存在着一致性，偏重于忠君思想上的智育启蒙意义。“绅”是“官”与“民”的交叉地带，不同于官员办报政治色彩鲜明的官方话语，士绅办报带有更为中庸的色彩。
首先，在报刊议题上，极力避谈政治等可能有争议的话题，政治倾向趋于保守。《与舍学报》为避免在政治风潮中受到波及，谨慎恪守大清报律，在办报过程中不愿涉及官场，间有读者为外省报刊登载河南的不实报道一事来稿致函，希望学报登载其反驳文章，被学报以“不佞以本报体例不谈官事谢之”，对待革命活动更是完全以官方立场视之。
其次，在报刊内容上，重视民众教化与劝惩，将维护、尊崇皇权的政治权威作为办刊的根基。报刊体例以皇旨圣谕为重，“首列圣纶广训直解，次演农工商兵，次中外历史，次新闻小说”，“凡有关劝惩，又足以开通国民智慧者，照实登载”。
对比官员报人立足于社会结构上层、着眼于上、服务士绅官员、开启官智的办报取向，晚清河南士绅报人的办报既要兼顾于上，不敢有忤逆言论，又要着眼于下，尽文人启迪民慧的救时济世之责。祝鸿元在报中言道：“凡做百姓的，都有帮着朝廷保守国界的责任。”狄郁也言道：“士也生当斯世，何容辜负皇恩。”
儒家忠君爱国的传统思想促使其选择以办报形式实现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价值。作为地方精英，士大夫发挥着连接“君上”与“民下”的缓冲作用，成为连接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中间地带，带着忧国忧民、服务皇权的初衷，追求入世致用，其所办的刊物即便避谈政治，也仍带有政治化的“身份”，用来规训思想、教化人心，显露出受儒家政治思想影响的局限性。
学生办报：平民立场下的革命追求河南的学生报人主要来自晚清时期官费或自费于海外的豫籍留学生群体，受到新式教育、海外教育的影响，在新式教育环境中接受了民主思想的启蒙，有着异于前者的人生追求。
２０世纪初期，中国出洋留学的知识分子大为激增，仅以日本为例，“１９００年留日学生不过百人，从１９０１年起人数激增，到１９０４年，已超过３０００人”。但对比外省积极派遣学生海外游学的热闹，河南海外留学的人数甚少，主要原因仍然是地方官方的保守风气。
河南巡抚陈夔龙曾言：“中国多一出洋留学生，即多一革命党，是以绝不派遣学生出洋。”１９０２年“新政”施行后，河南出于政治改革的需要，发展新式教育：“嗣时势驱迫，始有考送出洋学生之举，皆限令学习农、工、水利建筑等实科。”由大梁书院改办的河南大学堂用来培养新式人才，成为河南留学预备教育的教育基地，河南早期报人王敬芳、刘基炎、张钟端等皆由此通过考选，于１９０３年被派往日本留学。
而且，除官费派遣外，还不乏自费留学者。部分学生虽然已在国内考取科名，但仍积极赴海外接受再教育，如张登云、刘积学、王印川等５人出国前已是举人，均是省高等学堂和师范学堂的在校生。早期留学日本的河南青年学生多数人都加入了由孙中山１９０５年于日本创立的反清革命组织“同盟会”。
孙中山为了“物色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曾会见河南留学生，对他们进行革命宣传，传播反清革命思想，后经豫籍同盟会员曾昭文的介绍，河南留学生十几人入同盟会，得以接触三民主义等民主思想，在求学阶段通过私谊网络迅速发展社团、创办报刊，大力传播新学说和新思想，“河南革命精神，遂因之以增长”。
留日学生介入报业的主要动机源自革命理想的驱动。海外宽松于国内的舆论环境，方便学生们以办报的形式更为大胆直接地呼吁排满革命的政治主张。这些本为清廷派遣的优等新式学生，身处国外现代的生活环境，经受着欧风美雨的文化洗礼，感受到继新式学堂教育之后更大的文化冲击，拂逆着他们传统的精神航向。
观念驾驭了行为的动向，当留学生们掌握了传播权利时，从其理想所致，着手使用报刊舆论改造世界。在同盟会成立后的两三年时间里，由地缘关系缔结的留日同乡积极组织创办的革命报刊与日俱增，并多以地方命名，如《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