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亚仁（AllanH.Barr），男，英、美双重国籍，年生于加拿大。年剑桥大学东方研究院（OrientalStudies）本科毕业，—学年曾在复旦大学进修，年获剑桥大学中国文学硕士学位，年获牛津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
白亚仁教授现为美国加州波摩纳学院（PomonaCollege）亚洲语言文学系教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与历史研究，尤以《聊斋志异》、明史案研究知名，著有《江南一劫：清人笔下的庄氏史案》（浙江古籍出版社年版）等。
《聊斋志异》以及其他明末清初文学作品研究的英文论文，曾在《哈佛亚洲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聊斋志异〉所涉及的“三藩之乱”事迹考》《董含〈三冈识略〉的成书、肇祸及其改编》等数十篇中文论文发表在国内学术刊物上。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译有余华《黄昏里的男孩》《在细雨中呼喊》《第七天》《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四月三日事件》及韩寒《这一代》等。
本刊特委托浙江外国语学院浙江文化走出去研究中心赵红娟教授采访白亚仁教授，并撰为访谈录，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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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红娟白教授，您好！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一直很钦佩您的中文水平和学术功力。您应该是能以中文撰写中国古代文学考证文章的极少数汉学家之一。您也常来中国考察，查阅资料，参加学术会议，在中国高校或其他讲坛、沙龙等发表中文演讲，并与众多中国朋友交往，相互交谈、写邮件或打电话，用的都是中文，可谓一个真正的“中国通”。能否首先谈谈您的学术背景和求学经历，特别是您的中文学习经历？
白亚仁我出生在一个苏格兰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和祖父都是研究《圣经》的专家，母亲在中学教了多年拉丁文、希腊文。家长的阅读很广泛，我们姐弟三人从小就受到西方经典著作、小说、辞典等各种书籍的熏陶。
高中毕业时，我已经熟悉了三种欧洲语言，在申请大学时，很想学习一种陌生的语言，而且那时我已经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就申请了中文系。
入学以后，我发现当时的剑桥大学中文系并不擅长教授现代汉语，而把重点放在古代汉语的阅读上。我的口语和写作能力是在大学毕业以后逐渐培养起来的，如果现在中文能过关的话，那要归功于包括您在内的许多中国朋友的耐心指导。
年赵红娟教授陪白老师参观南浔赵红娟白老师，您客气了。您刚才说到，您申请大学时，已经对中国历史与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您当时是怎么接触到中国历史、文化的，主要有哪些方面呢？
白亚仁十四岁的时候，我和父母、弟弟一起去香港待了几天，第一次接触到汉字。香港街头众多的中文广告和中文招牌引发了我对汉语的兴趣，回国之后就买了一本介绍中国语言的小书，学了一些简单好记的词汇。
中学时代，我读了韩素音的自传三部曲，这部作品为中国革命塑造了一个正面的形象，与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革命的负面描写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增加了我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兴趣。
同时，我还读了一些中国古典文学的译著，如亚瑟威利（ArthurWaley）翻译的古典诗歌及《西游记》等作品，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学有了初步的认识。
亚瑟威利（ArthurWaley）英译本《西游记》赵红娟您在英国大学学习中文或攻读中国文学硕士、博士学位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有什么令您难忘的事吗？
白亚仁我读本科时，中国社会还处于“文化大革命”后期，使用的汉语教科书水平不高，甚至没有一本像样的汉英辞典，与中国人交流的机会也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学习现代汉语就比较困难，尤其是在剑桥，因为剑桥一个学期只有八个星期，不利于学好一种与英文差异那么大的语言。
虽然学现代汉语的条件并不理想，但我周围有一些出色的同学，跟他们交流很有趣。与我同一年毕业的，有出生于上海、后来撰写《上海沧桑一百年》和《炎黄子孙：海外华人的故事》等书的潘翎，有现任牛津大学艺术史系教授的柯律格（CraigClunas），有后来为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撰写林业部分的孟泽思（NickMenzies），以及现任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的艾超世（CharlesAylmer）。这些同学都是很有意思的人。
赵红娟可否介绍一下当时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中国研究状况，特别是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有哪几位老师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呢？
白亚仁读本科时，我受教于一些学术水平优秀、很有个性特点的教授，如汉史研究专家鲁惟一（MichaelLoewe）、唐史研究专家麦大维（DavidMcMullen）、研究道教的巴雷特（TimothyBarrett）、语言学家克拉托奇维尔（PaulKratochvil），以及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华裔汉学家、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张心沧（H.C.Chang）等，但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后来在牛津的博士导师、汉学家杜德桥（GlenDudbridge）。杜先生知识渊博，治学严谨，思想犀利，是我一生的模范。
白亚仁教授在中国高校做学术讲座赵红娟—年，您曾在复旦大学进修，主要学习什么，有哪些收获？印象中，后来您还曾在南京师范大学访学，是什么时候，师从哪位先生呢？您当时怎么会考虑来中国访学？
白亚仁我在复旦大学听了学校特地为外国进修生安排的古典文学方面的课，说实在的，收获有限，因为当时我的汉语听力不够好，而且很多中文老师有浓重的南方口音，甚至根本不会说普通话，很难听懂，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阅读增长了一些知识。
年第二次来中国时，我已经是博士生了，感觉很不一样。当时我的中文水平已经提高了，而且中国开放了，与中国学者和研究生有不少来往，我在北京认识了吴组缃、王利器，在济南认识了袁世硕、马瑞芳，在上海认识了章培恒、何满子，与这些专家交流很愉快，受益很大。
年我休学术假时，钟振振教授安排我在南京师范大学做了三个月的访问学者，我趁此机会浏览了南京图书馆收藏的古籍，看了一些自己想要看的书。
年白教授考察南浔赵红娟原来您年的时候也来过中国。常来中国进修，与名家交流，怪不得您中文基础这么好。我曾经拜访过您在加州克莱蒙特的家，有中国的书柜、圈椅、瓷器等，整个装饰体现了浓浓的“中国风”和您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这些中国古董您最喜欢的是哪几件，是从哪里淘来的，有什么故事吗？
白亚仁可能因为我是在欧洲长大的，从小喜欢比较朴实、简洁的当代西方家具，同时很欣赏简洁、雅致的传统中国家具。
年，我第一次去澳门，在圣保禄教堂附近的一家古典家具店看到一个很优雅的榆木书柜，里面的书架是用樟木做的，书柜从视觉上和嗅觉上都很有魅力，我毫不犹豫地把它买了下来。后来我在上海买了圈椅、柜子、翘头案等家具，它们与家里的一些当代西式家具和谐共存，相得益彰。您在我家里见到的陶瓷也是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收藏的。
来中国开会或者旅游时，我往往会去古玩市场看一看，很少空手而归。其实，洛杉矶处于地震地带，收藏陶瓷是一个很不明智的爱好，但我还是冒着风险，继续在家里摆放这些易碎的物品。
赵红娟这才是真正的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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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红娟您是著名的海外“蒲学”专家，20世纪80年代初，您在牛津大学做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的。您为什么会对《聊斋志异》感兴趣呢？
白教授在波莫纳学院上中国文化课白亚仁我做研究似乎一直有一种避熟就生的倾向。本科阶段我阅读的古典小说以“三言”、《儒林外史》《红楼梦》等通俗小说为主，而考虑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时，我为长期遭受相对冷落的文言小说所吸引。《聊斋志异》的语言很优美，故事耐人寻味，作者有正义感、幽默感，这些我都很欣赏，而且当时有关《聊斋志异》研究的专著与论文都不多，我喜欢这种广阔天地大有可为的感觉。
我的博士论文主要考察了三个方面：《聊斋志异》版本源流、作者的生平事迹和对《聊斋志异》创作有影响的文学著作与文化思潮。我的论文是年完成的，后来蒲松龄和《聊斋志异》逐渐成为比较热门的研究课题，我就慢慢地转向不大有人问津的偏僻课题，但还是偶尔发表与《聊斋志异》有关的论文。
《硃批增注聊斋志异》赵红娟您避熟就生的学术勇气很值得我学习。我阅读您有关《聊斋志异》的研究论文，总觉得您特别重视实证研究，资料非常扎实，常有新的结论。与其他学者相比，您觉得自己的研究有什么特点呢？
白亚仁如果说我的《聊斋志异》研究有什么特点的话，可能是我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