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一直倡导实证经济研究方法，并借助历史事件数据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年出版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集中阐述了他的方法论。弗里德曼的经济学观点不仅不同于哈耶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与哈耶克有相似之处。他说作为一门经验主义科学，经济学是一个暂时被接受的经济现象的概括系统。这个概括系统可以用来预测环境变化的影响。人类在扩大这一包容系统、增强我们对其合理性的信任以及提高其预测准确性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是令人鼓舞的受到以下两个因素的阻碍：一是人类探索一切知识的能力有限，二是社会科学存在的桎梏。然而，弗里德曼并没有引出自由市场经济不受国家干预的必然性，而是引出了经济研究方法论的讨论。
弗里德曼认为，经验经济方法和规范经济方法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不应混淆二者，应严格区分二者。弗里德曼认为，“原则上，经验经济学独立于任何特殊的伦理概念或规范判断。”它解决的是“是什么”的问题，而不是“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其任务是提供一个通用系统。该系统可用于对环境变化的影响做出正确的预测。该系统的运行可通过其预测的准确性、覆盖率和与实际情况的一致性等指标进行调查。与自然科学相比，调查者和被调查的事物之间有着更本质的联系。上述事实不仅使社会学家获得了自然科学家无法获得的一系列数据，而且使社会学家在实现客观性目标时遇到了独特的困难。另一方面，规范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技术不能独立于经验经济学。任何政策结论都必须不可避免地基于对采取一种行动而非另一种行动的影响的预测，并且预测必须明确或无限期地基于实证经济学。那么就没有必要创造另一种规范经济学。在这方面，弗里德曼批评了一种流行观点，即在当今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没有偏见的公民在经济政策上的差异主要来自人们对所采取行动的经济影响的不同预测。原则上，这些差异可以通过发展实证经济学来消除。弗里德曼说，持这种观点的人不会“认为人们在经济政策上的差异源于人们在基本行为准则上的根本差异，以及人们在双方最终可能的矛盾上的差异。”复旦德认为，问题在于规范经济学前提的一致性，这限制了对相关实证经济学结果的看法。政府关于最低工资限制的立法导致的观点分歧就是一个例子。对于他的上述观点，弗里德曼还指出is自己的观点也是一种“经验”论述，其正确性需要通过经验证据来检验。他说，“如果这一命题是合理的，那么它意味着人们对正确经济政策的共识更少地取决于规范经济学的进步，而更多地取决于这样一种实证经济学的发展：其结论不仅是值得广泛认同的。”
▲18世纪哲学
权力集中与分散
“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已成为过去几十年来扩大政府干预经济事务范围的主要借口。据说，私营自由企业经济天生就不稳定。顺其自然，它将产生繁荣和萧条的周期性循环。因此，政府必须进行干预，以保持局势稳定。这些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和之后尤其具有说服力，并导致了新政在该国的实施以及类似政府干预在其他国家的扩张。他们认为，近年来，“经济增长”已成为一个流行口号；政府必须确保经济扩张，让它为冷战提供必要的资金，并向世界上未申报的国家表明，民主国家可以比共产主义国家发展得更快。
这些论点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大萧条和其他大多数严重失业时期一样，是由政府管理不善造成的，而不是私营经济的任何不稳定。联邦储备委员会是政府设立的一个机构，负责货币政策。年和年，它不恰当地履行了职责，将原本温和的经济收缩变成了一场重大灾难。今天，政府措施也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对国际贸易的税收和其他限制、高税收负担和复杂而不公平的税收结构、各种监管委员会、政府关于价格和工资的条例以及大量其他措施促使个人滥用和滥用资源，并将新储蓄用于不适当的投资。为了经济稳定和增长，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减少而不是增加政府干预。减少干预仍将使政府在这些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我们需要利用政府为自由经济体系提供稳定的货币制度——这是提供稳定法律制度的一部分功能。如果增长符合个人价值观，我们还需要利用政府提供一般法律和经济制度，使个人能够推动经济增长。一种观点认为，纯粹自我监管的金本位制是可能和必要的，它可以解决在稳定环境中促进个人和国家间经济合作的所有问题。另一种观点认为，为了适应不可预测的前景，有必要赋予集中在“独立”央行或一些官方机构的技术人员广泛使用的权力。在过去，它们都不是问题的答案；而在未来，情况可能会是一样的。自由主义者基本上集中了他们的权力。在一个人的自由不妨碍他人自由的情况下，他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实现每个人的自由。他认为，这一目标需要权力下放。他对分配给政府的任何可以通过市场履行的职能表示怀疑，这不仅是因为它将在相关领域以强制手段取代自愿合作，而且还因为政府作用的增加将威胁到其他领域的自由。
▲弗里德曼
在货币领域，权力下放的必要性引发了非常棘手的问题。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必须对货币状况负责。人们还普遍认为，控制货币是导致经济活动兴衰的有力工具。列宁说：摧毁一个社会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摧毁它的货币。这句格言戏剧性地展示了金钱的力量。从一种更为普遍的形式来看，货币重要性的例子是：自古以来，对货币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使统治者在未经议会明确同意的情况下从广大人民群众手中获得了大量货币。从古代国王减少硬币成分和类似的方法，到我们旋转印钞机或简单换账户的时髦技术，上述情况完全存在。我们的问题是建立制度安排，使政府能够在金钱上履行其职责，但与此同时，它也限制了与政府有关的权力，并阻止政府以各种方式利用这一权力削弱而不是巩固自由社会。在历史上，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和几个世纪以来，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是商品标准，即使用货币，如金、银、铜或铁、香烟、白兰地或各种其他商品作为有形商品。如果货币完全由这种有形商品构成，原则上，它根本不需要政府来控制。社会上的货币数量将取决于生产货币产品的成本，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货币数量的变化将取决于生产市场商品技术条件的变化和货币需求的变化。这是一件理想的事情，激励了许多相信自力更生的人。
▲规范经济学
真正的商品标准远远偏离了没有政府干预的简单方式。从历史上看，某种形式的信用货币表面上可以按固定比例转换为货币性商品，这种货币随着商品标准的发展而发展，如金本位制或报纸本位制。这种发展有很好的理由。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商品标准的基本缺陷在于它需要使用真实的资源来增加货币存量。为了在诺克斯堡或类似的黄金储备的重新组合黄金，南非的人们必须努力从地下挖掘黄金。需要使用实际资源来实施商品标准，这构成了人们寻找不使用这些资源而实现相同结果的强烈动机。如果人们接受印有“我承诺支付若干货币单位”的纸张作为货币，这些纸张可以发挥与有形黄金或白银相同的作用，并且需要消耗更少的资源。我在其他地方对此进行了大量讨论，在我看来，这是商品标准的基本难点。
如果自我监管的商品标准能够实现，它将为自由主义者的困境提供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有一个稳定的货币制度，没有不负责任地行使货币权力的风险。例如，如果一个国家的公众支持由几乎%的黄金货币组成的真正的金本位，并且受到黄金神话的影响，那么人们认为政府干预金本位的正常运作是不道德的，不应该这样做。该制度将提供有效保障，使政府不会对货币采取鲁莽行为和不负责任的货币行动。根据这一标准，政府的任何货币权力的范围都非常小。然而，正如刚才所说，这种自动系统在历史上从未被证明是可能的。它倾向于发展成一个包含信用因素的混合体系，如钞票和银行存款，而不是商品货币或政府票据。一旦引入信贷因素，即使信贷最初由私人提供，也很难避免政府对他们的控制。原因基本上是在经济上难以防止假冒或类似行为。信用货币是支付标准货币的合同。通常，在订立这样一个合同和实现这样一个合同之间往往有很长的差距。这增加了执行合同的难度，因此也增加了签订欺骗性合同的诱惑。此外，一旦引入信用因素，几乎不可抗拒地诱惑政府自己发行信用货币。因此，商品标准实际上趋向于混合标准，包括广泛的国家干预。
▲货币需求
自然秩序论
古典经济学家注重对经济制度的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历史背景。其目的无疑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及其相应的社会经济秩序的合理性。由于18世纪哲学的影响和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史阶段的局限性，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一些早期思想家）往往在“自然秩序”的命题下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一理论研究的结论，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建立的历史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为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和经济分析的前提。系统阐述“自然秩序”的经济学家是法国重农主义者。当重农学派的重要成员杜邦·德内穆尔定义重农主义时，他明确表示“重农主义是自然秩序的理论”。“自然秩序”理论源于自然神论，其“目标”是“通过研究确保人类社会能够再生和维持支出的自然规律，使支出达到最大可能地再生产”。
▲经济大萧条
在重农主义代表人物廖奈关于“自然秩序”的论述中，“自然秩序”的概念具有双重含义。首先，它是指与人的意志和欲望所表达的主观事物相对立的自然过程；二是与历史相对立的永恒的自然形态，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秩序。重农主义者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是由自然秩序支配的自然过程，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是符合自然秩序安排的经济秩序。重农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在评论双重阉割时，罗森博格曾指出：“决斗直接而简单地将自然秩序恢复到重农制度中它实际代表的形式，即基于个人创造力、个人兴趣和感受以及自由竞争的秩序，而没有多余的修改。”因此，自然秩序的核心内容是让经济在不受干扰的自由竞争中发展。总之，在重农看来，资本主义制度是符合“自然秩序”的经济制度，其经济运行过程是符合“自然规律”的自然过程。政治家的职业不是为了增加财富而为各个经济部门制定法律，而是为了确定和保护自然法、自然秩序和自由不受侵犯，从而实现富国富民的目标。自尊心强的农业学派提出并阐述“自然秩序”理论后，经济自由主义者被用来捍卫自由放任的经济伦理，并逐渐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弗里德曼高度赞扬了不干预市场，让市场自发调节的想法。他认为，市场本身固有的自我调节功能具有内在规律，并具体分析了通过价格机制，可以传递信息，提供激励来调节需求。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政府的过度干预。因此，国家不希望也不应该参加社会和经济活动之前的活动。如果建立国家前经济体制，不仅会消除经济发展中的不利因素，而且会限制市场经济自我完善和自我调节的作用。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会引发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如通货膨胀、经济增长放缓、劳动生产率下降、失业率上升等。因此，政府干预是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与其他自由主义者一样，弗里德曼坚信，国家为经济复苏采取的任何政策和措施归根结底都是徒劳的。保持经济稳定的唯一有效途径是国家让经济自然发展。国家不干预经济是对经济的最佳管理。
自由
他在作品中反复对自由进行论述和分析。“自由”概念的含义相当复杂。英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柏林在他的四种自由理论中对“自由”的含义进行了统计。他认为，根据意识形态历史学家的不同理解，“自由”一词有多种含义。此外，由于各种定义往往相互矛盾，因此理解上存在很大差异。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亚赛在其《重申自由主义》一书中指出，这是因为自由的概念具有很强的可塑性。这个概念有无数的含义。对于自由和自由不能跨越的利益，说到底，人们可以采取的态度只能是主观的，在自由中"未经证实"。几乎任何利益都可以成为不可侵犯权利的充分理由。用加里的话说，“自由的概念在本质上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哈耶克还感叹道：自由和自由这两个词经常被滥用，因此我们不敢用它们来表达他们当时所代表的理想。""在这些关于"自由"的讨论中，柏林关于"自由"的讨论已成为自由主义的经典定义，特别是他关于自由的两个概念。
▲联邦储备委员会
柏林的自由主要是指“一个人可以在不受他人干涉的情况下行动的领域”。他认为，一个人无法实现某个目标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自由：只有当别人故意干涉你的自由活动范围时，你才能说你缺乏自由。他将自由分为“积极”和“消极”。积极自由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或者谁，控制或干扰的来源是否可以决定某人做某事或成为一个人，而不是做其他事情或成为另一个人？消极自由所回答的问题是：“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能够或应该在什么样的领域里继续做他能做的事情，或者在没有他人干预的情况下成为他能成为的人？”？前者将自由视为“做的自由”，后者将自由视为“免于”。
▲实证经济研究方法
自由主义者更倾向于柏林的“消极自由”思想，主张“免于……的自由”更具体地说，它是指不受法律和国家的过度干涉和限制。因为法律限制个人和团体，因为它通过使用暴力或威胁暴力迫使个人（或团体）服从。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消极自由，法律应限于保护个人自由不受他人侵犯。国家也应限于“最低限度”，其作用只是维持秩序和保护人身安全。洛克、斯密和米尔认为，国家或其他当局不应干预广泛的私人生活。特别是新自由主义者，他们往往以消极自由的思想支持最低限度国家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在这种“免于……”的消极自由思想之后，新自由主义者哈耶克认为，所谓的“自由”是指“一个人不因任意意志而受到另一个人或其他人强迫的国家”。因此，“自由的前提是，一个人拥有一定的私人领域，并且在他的生活环境中存在着一系列其他人无法干预的情况”。同样，作为新自由主义者的弗里德曼也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个人、企业和其他个人的自由应不受国家和集体的进步以及垄断的侵犯。这种“从……自由中获得自由”的消极自由思想渗透到他的经典作品中。
▲增加政府干预
局限性
在肯定弗里德曼经济伦理思想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局限性和不足：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想之一的弗里德曼经济伦理思想实质上代表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利益。与其他新自由主义者一样，在“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原则下，弗里德曼一方面为基于“市场化、国家放松管制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垄断资本扩散的社会条件提供了理论论证；另一方面，它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最重要的经济基础提供了理论上的辩护。因此，倡导私有制和私有化，肯定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干预，否定和扭曲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历史先进性，是包括弗里德曼经济伦理在内的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理论任务。弗里德曼关于不受压迫和干预的自由和机会平等的优先思想更多地是从权利的意义上解释的，但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这种资本主义自由和平等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嘲笑资产阶级自由的虚伪和欺骗，这意味着百万富翁和身无分文的乞丐有权在桥下过夜。为了平等，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结果不平等。弗里德曼坚定地肯定了这种不平等，这是不道德的。他完全无视这种极端不平等的现实。相反，他认为只有这种结果的不平等才能让穷人有目标，这显然是对资产阶级贪婪和奢侈的道德辩护。再者，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建立福利制度的现实中，他仍然大力批判这种福利制度，不满于拿富人的钱来帮助弱势群体，这显示了他所倡导的平等的虚伪性。
▲自然秩序
在弗里德曼的伦理思想中，虽然允许国家干预，但它将经济自由放任推到了极致，并积极推动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这种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实际上削弱了经济脆弱国家的经济主权。结果，许多发展中国家遭受了经济和金融灾难。特别是，在强调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的同时，它极端排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然而，对发展中国家自由化的实证研究表明，政府主导的“渐进自由化”可以取得明显的效果，而自由放任和“激进自由化”往往导致严重的问题。在东南亚金融风暴期间，弗里德曼从自由化的角度指责香港特区政府进入市场。后来，事实证明，如果香港特区政府当时没有进入市场，就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主义的衰落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弗里德曼是新自由主义的重要旗手之一。他同意美国国父托马斯·杰斐逊的观点：“控制力最小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弗里德曼提倡有限政府。“尽管政府在试图调整经济立法、限制道德或帮助特殊群体时心地善良，但代价是效率低下、缺乏创新和失去自由。政府应该是法官，而不是积极的参与者。”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段时间里，弗里德曼的经济思想被认为是荒谬的。这是一个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盛行的时代，人们相信政府可以解决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然而，弗里德曼坚信他的理论的正确性，站起来，慷慨地宣传他独特的经济观点，随时随地与人们辩论。当时，他受到了世人的嘲笑，遭受了白眼和精神上的冷遇。人们很能忍受。四十年后，嘲笑者们终于向这位经济学伟人鞠躬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