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打造华为的过程中，是任正非铆足了劲，网罗和积蓄知识能量的过程。
2.“硬实力只能支撑企业一时的发展，软实力才能决定一个企业能跑多远。”
3.“将来有一天，华为的员工钱太多了，不得不拿到阳台上去晒一晒，要不然会发霉。”
4.“越理想，越务实，因为他知道(实现)理想太难了，所以他必须脚踏实地，把每一步做得非常好。”
5.华为近十年的研发投入达到了多亿元。
6.华为从基础研究的积累中获得了什么?手上的牌多了起来。
7.“管理者要懂得艺术性的宽容和妥协，才能达到正确的目的，实现双赢和多赢。”
8.“华为追求的好像不是什么高度，而是长度：它只想以活着为最高纲领，以活着为最低纲领，一直活下去。”
上篇：“未来的世界是知识的世界”
一、“臭博士”
年元月，华为在广东珠海召开了一次产品战略规划会议。正是在那个会议上，李明(化名)头一次和他的老板、时年53岁的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正式见面。
此时的李明，入职华为仅三个月左右。而彼此见面的形式，也特别。
珠海这次会议，由李明所在的产品战略规划办组织。到了饭点时间，任正非与大家一块儿吃饭，瞧着李明眼生，任正非和他搭话。
21年后的今天，李明向《后厂村7号》记者回忆当时那幕场景，在他复述的任正非的问话中，含有一个中国人特有的敬称——“您”，任正非问他，“您叫什么名字?”、“您在哪个部门工作?”
在任正非亲自拟定的华为《致新员工书》中，用的也是“您”、“您们”来称呼员工。20多年间，版本内容虽经任正非本人数次修订，这个称谓一直保持。
当听李明答说在“战规办”工作，任正非的反应有些揶揄，他说，“又是一个臭博士”。
李明当年是在中国科学院念的硕士学位，还不是博士。
“他一般叫博士都加一个‘臭’字，风趣幽默，这是他的典型风格。”李明说，那时候他刚到华为，对任正非还比较面生，也不感到畏惧和怯场，当即照实回怼了任正非一句，“我不是博士。”
餐饭之间，三言两语，泛泛答问，也就到此为止，任正非没再和他纠缠这个事情。
实际上，“博士”这个名称，在任正非心头是一种份量特别的存在。
孟晚舟早些年在文章中回忆，年，任正非在给其父任摩逊扫墓的时候，就许愿过，将来孟晚舟拿到了博士证书，一定要记得烧一份给爷爷。
那一年，已经由华为打杂秘书岗位调入财经部门工作的孟晚舟，同时是南开大学正式注册的商学院在职博士生。在此之前，她刚通过在职学习拿到了华中理工大学(后并入华中科技大学)的会计专业硕士学位。
20年时光迁流、商海淘洗，改易了不少事物，如今这对父女，天各一方，重洋阻隔，在他们的联系中，间或还能闪现出“博士学位”的字眼。
“她自己在自学五六门功课，她准备读一个‘狱中博士’出来，在监狱(作者注：指软禁，生活还是自由的)里面完成这个博士学历出来，也没有闲着，每天忙得很。”在今年5月份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任正非这样介绍孟晚舟在加拿大的境况。
图源：央视新闻
去年冬天加拿大事件中，孟晚舟曾说，她想去加国最高学府“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尚德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爱学习——是前华为人告诉《后厂村7号》的任氏父女身上的一个特点。
在读书这件事情上，任正非和孟晚舟父女之间，各有一段跨时空的不无异曲同工的经历。
年，群众运动如火如荼，任正非所在的基建工程兵部队奉命在东北建设化纤厂，睡草地、挨严寒，吃着极端的苦，任正非却自感过得还很快乐，因为当时要搞懂现代化设备，拥有可以读书的“特权”，他回顾，“那时在其他地方读书太多是要受批判的，唯有在这个工厂还可以读一读书”。
任正非在辽阳化纤总厂图源：网络
“业余时间可安排一些休闲，但还是要有计划地读些书，不要搞不正当的娱乐活动，为了您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望您自律。”
日后创立华为，在亲自修订的《致新员工书》中，任正非对新员工这样讲。
打造华为的过程中，也是任正非铆足了劲，网罗和积蓄知识能量的过程。
博士，被摆在了突出位置。在任正非的话语中，博士是华为追求战略领先的重要力量。
《后厂村7号》记者注意到，华为每年都会投入大量的专职人员搞博士招聘，任正非也曾亲自招过博士。而身为华为CFO的孟晚舟，少有的几次露面演讲基本也都是在清华、北大和电子科大这样的高校人才招聘场合。
今年元月份，任正非一连签发了三个旨在讨论如何留住博士人才的邮件，提出了构建冲击战略领先的“华为博士军团”的设想——“瞄准每一个‘城墙口’，构建以少量顶尖人物为先头部队、以集群投入的优秀博士为主战队伍、以优秀硕士为支撑保障组织的战略攻击阵型，进行压强突击，争取用可能的最强力量和最短的时间来突破难点，形成战略领先的优势。”
字里行间，是一副攻夺拼杀的景象。
对于组成战略攻击队伍的这些博士，邮件里提出要予以特别的管理和对待，“可以采用年薪制，也就是一开始就按18或19级水平来确定年度薪酬水准，三年不动，三年后根据实际贡献来确定其个人职级，这样让博士员工在攻坚阶段不用去顾虑薪酬待遇，潜心研究攻坚。即使最后证明看错了，也就三年的薪酬代价。”
华为公司董事兼高级副总裁陈黎芳年在北京大学校招会宣讲时称，入职华为的本科和硕士，从14万到17万起薪，最高到35万人民币每年。
据此标准，博士的待遇可以推想。
二、“知本主义”出炉了
年，是任正非创立华为的第十个年头。
华为当时正在开展一项特别的运动——起草《华为基本法》，从北京聘请了一批大学教授组成起草组，起草、批判、修改、再批判、再修改，内部还发起了数轮全员大讨论。
《华为公司基本法》从年萌芽，到年审议通过
当年的一位起草组成员刘启(化名)对《后厂村7号》记者形容这个过程，是“八易其稿，两年多的时间，比生个孩子时间还长。”
“知本主义”这个词，在此时期被任正非提倡起来。
在起草基本法的过程中，任正非把知识这一要素看得很重，提出可以把知识转化为资本。刘启觉得，华为的这个理念可以称为“知本主义”，这深得任正非的认同。
任氏说，华为在创业初期，没有资本，只有知本，华为的资本是靠“知本”积累起来的。
于是，在一年后定稿的《华为基本法》中，有了这么一条关于价值创造的定义：我们认为，劳动、知识、企业家和资本创造了公司的全部价值①。
刘启对《后厂村7号》记者说，“华为的成功和重视专家、智囊团队，对知识贡献不讨价还价的密切合作是分不开的。”
任正非重视和承认知识的价值，近水楼台，他们顾问专家也有亲身经历。
担任顾问的他们，每年有一百多天呆在深圳，包吃包住，华为当时给他们每人每月开出元基本工资，人在深圳，每天还补贴元。他们还能向华为公司申报上万额度的研究经费。而当时他们在学校，月工资只有几百块钱。
作为高级管理顾问，他们还享有一项副总裁层级的特别福利：出门可以坐飞机头等舱。
刘启记得，有一回他们教授带着二十几个学生一起去华为，从北京出发，坐满了小半个机舱，住的是暨南大学的旅游学院宿舍，华为方面管接管送、管吃管住。学生队伍到华为公司时，任正非亲自出来迎接，弯腰递给每个学生一张自己的名片。
“老板希望大家能多在华为工作，他经常说教授不要像蜻蜓点水，要像青蛙一样钻到水里去，才能真正了解企业，了解管理。”刘启把这段过程称之为颇有几分同道知遇意味的“天作之合”，20多年后，虽然已不再担任华为的顾问，但讲到任正非，他还是一口一个“任总”、“老板”。
据他介绍，高级管理顾问并不是虚衔，与任正非也不是雇主与雇员关系，但他们在公司里要佩戴华为工卡，也参与华为的内部会议，并可以敞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华为公司有段时间流行说“混沌”一词，就是刘启在一次任正非批评公司管理混乱的内部会议上插话提出来的。
刘启用“共同立场”、“共同价值观”、“共同语言”来评价他们与华为、任正非的关系，“不是所有企业家都看得上管理学教授，很少有企业像华为一样真正把教授们当作朋友，虚心请教，掏心窝子说话。”
气质相投，教授们和华为方面共同合力，写出了日后成为中国企业界一道独特风景的《华为基本法》，也为华为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基本法六君子聚首，(由左到右)包政、杨杜、黄卫伟、彭剑锋、孙健敏、吴春波。摄于年1月2日
图源：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华为前副总裁李玉琢在其书中就披露，《华为基本法》发布后，影响巨大，“一夜之间人们突然发现‘巨大中华’(当年中国四家通讯业代表企业：巨龙、大唐、中兴、华为)中的老四——远在深圳的华为，才是代表中国通讯业的真正旗手。自此，很多企业、各级政府领导纷纷到华为参观、考察。”②
“毕竟企业家重视知识分子的价值嘛，然后我们在企业里能找到成就感。”彭剑锋对《后厂村7号》记者说。
彭剑锋是当年《华为基本法》起草组的组长，也是教授们的牵头人。最开始，由于正为其他公司做咨询，并没有太重视还是小公司的华为，他对华为的合作邀请响应不热情。任正非指派的一位营销副总两天之内给彭剑锋打了20多次电话，还数次跑到北京登门相邀，才把彭请动。
这是华为历史上第一次聘请外部顾问。
相互合作过程中，也难免发生分歧和磕碰。彭剑锋回忆，当年在华为，有时候就一些观点或看法，任正非也会和他们顾问发生争执，甚至激烈到脸红拍桌子的程度。
但在事后，任正非总能找到一种让顾问们可以接受的方式来恢复、和谐大家的关系。同时，任正非有时候虽然激烈批驳顾问们的观点和主张，但回头再来交流表达时，他们发现，任正非已经将顾问们的东西吸收转化成自己的东西了。
“你只要说的对，是真理，他就能接受。很多企业家是表面上对你很尊重很客气，但你说正确的东西他是排斥的。尊重就体现在这里，首先是尊重你的知识、你的能力，其次才是对你客气。”
彭剑锋留意到，华为从最早请他们人民大学六位教授做咨询，到后来引入包括IBM在内的全球三十多个咨询公司为其提供服务，花费了多亿人民币咨询费，从未动摇，他认为这使华为获得了全球竞争力。
据相关采访对象介绍，华为无论是在突飞猛进的时期，还是在严酷冬天，都没有削减费用，没有把在一般人看来是“务虚不务实”的管理咨询全部停掉。
年，华为公司最早的办公地点是在深圳湾畔的两间简易房
“年，华为已经是中国最优秀的科技企业(之一)了。如果短视地看，我已经在中国考第一了，就没有必要花这个钱，而且这个事儿也有点虚。”《华为研发》作者、原华为手机终端公司筹划组负责人之一张利华对《后厂村7号》记者说，那时候，一般公司都会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比如大手笔地买厂房、买土地、买设备，甚至买公司。
彭剑锋也说，据他的接触和观察，中国企业往往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