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的引注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我国法学研究人员众多，出版兴旺。但是长期以来，引注体例既不完善也不统一。现有的几个推荐性标准比较简略，对许多问题没有说法，相互之间也不一致；法学期刊和出版社基本上各搞一套，以致作者投稿，换一家单位就改一种引注体例。引注体例虽然不是学术研究中的大事，却耗费了作者和编者太多的精力。
有感于此，多家法学期刊、出版社和法律数据库联合制定了这份引注手册。起草小组曾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开过两次会议，并在今年举行的法学期刊研究会年会上作了报告。联合制定、相约使用一份引注手册的设想得到了热烈的响应。编写组广泛吸取各方意见，最终形成目前的手册。
与现有的引注体例相比，这份手册具有明显优点：
第一，内容翔实。手册对什么地方该引、什么文献该引、引用格式如何，提出了一般性的要求；对于常见文献包括法律文件、司法案例、网络文章的引用，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对于英、法、德、日四种主要外文文献的引用，也有相当篇幅的规定。
第二，考虑周全。引注格式的具体问题，有的本来就是见仁见智，这也导致出版单位各行其是。编写组本着遵守法律、遵循惯例、尊重作者和编者的方针，能够统一的尽量予以统一，同时也考虑作者和出版单位的不同需要，使其具有包容性和延展性。
第三，查阅方便。手册正文以条为基本顺序，辅以节和项，前有示例、目录，后有编写说明。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中文法学领域一个比较完善的引注体例。为此，中国法学会法学期刊研究会予以大力推荐。
我们希望，这份手册能够给法学论文和书籍的写作者、出版者带来便利。欢迎更多的法学教育机构、研究机构和出版机构采用这份手册。也希望这份手册能够不断修改完善，成为中国法学引注的标准蓝皮书。
张新宝
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
中国法学会法学期刊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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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引注手册的目标
统一、细致、合用的引注体例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也有助于该学科进一步发展。中国法学界在学术引注体例上做了很多探索相关的讨论，但离上述目标还有距离。
1.统一引注体例是首要目标
目前法学著作的引注体例可以用五花八门来形容。不但高校学报和多数法学刊物的引注体例截然不同，在法学刊物和法学图书之间也存在许多差异。
有学者比较了23家刊物的引注体例，发现“没有两家是完全相同的”。细小的差异不必说了，许多大的方面也没有统一。
例如，引用文章有的用书名号，有的用引号；文章的出处前，要不要加“载”字；书籍的出版信息要不要写月份、要不要加“版”字；引用文章什么情况应当注明页码，以及页码怎么写。
缺乏规范、统一的体例，耗费了作者和编者大量的时间。作者无所适从，常常被迫改来改去。投一家刊物，就换一个体例；发论文时是一种体例，出书时又换一种体例。因为作者改得不到位，学术期刊和出版社的编辑们不得不再一一改过，大量精力浪费在这种琐细繁重的事务中。
如能确立一个规范、统一的引注体例，应当是作者、编者和读者三方便利的大好事。
2.引注体例应当力求细致
目前多数引注体例，包括几个推荐性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内容都比较简略。简略的好处是容易“求同存异”，但它确实遮蔽了分歧，不能应对形形色色的问题。
例如：
引用学术文献时，作者怎么标注、页码写不写？
引用规范性文件和司法案例，又如何标注？
引用外文，原则上“从该种文献的惯例”，但到底是什么样的惯例？
一些新出现的问题，更没有明确：
引用连续出版物上的文章，要不要加“载”字、要不要写明主编和出版社？
引用互联网文献，是写上传日期还是访问日期？
外文中的华人作者，是名在姓前还是姓在名前？
这么多的具体问题，寥寥两三页纸是无法完全解答的。
目前国际上比较成熟的引注体例，篇幅都相当可观。例如，美国法学期刊界流行的《引注蓝皮书》TheBluebook:AUniformSystemofCitation，从最初的26页发展到今天的页。因为不满Bluebook引注标准过于复杂而自创一套的《芝加哥大学法学引注手册》TheUniversityofChicagoManualofLegalCitation，又称Maroonbook，从最初的15页迅速扩展到今天的86页。英国法律界通用的牛津手册OxfordStandardforCitationofLegalAuthorities,简称OSCOLA，到年第4版时也达到了61页。在中文学术圈，罗伟教授起草的《法律文献引证注释规范》也已达到一本书的规模。
可见，引注体例要为作者和编者起到有用指引，必须抛弃“宜粗不宜细”的思想，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力求具体周详。
3.引注体例应当合用
引注体例的许多具体问题是见仁见智、利弊互见的。但从根本上讲，一个好的引注体例必须适应当代中国法学研究的实际需要。
首先，与其他学科相比，法学研究的显著特点是引注文献数量普遍较多，又经常涉及法律文件和司法案例。因为引注文献多，把引注内容一一列在文章后面（即“文后注”），阅读时翻前倒后，很不方便。
又因为涉及法律文件和司法案例，在一些学科流行的文后列举参考文献、正文括注作者和页码的格式，在法学写作中造成又有文后注又有页下注，极不方便。
由于这些特点，法学引注独具一格是自然的事情。许多国家的法学著作都形成了自己的引注体例。
其次，法学研究的国别色彩向来鲜明。国外的引注体例未必适合中文著作，无法简单移植；即使采用该体例引用外文文献，对绝大多数中国作者和编者来说还是太过复杂。
以美国法学刊物流行的Bluebook为例，有一个时期，它要求文章名加引号，这一规范套用于中文文献就不太符合书写习惯；新版的Bluebook改变了规则，包括引入小型大写字母，而这些规则对中国作者、编者和读者可能都不方便。所以，还是要从中国法学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一套自己的规则。
最后，对于学术研究来说，互联网和数据库已经成为“当代”的一个主要特征。大量文献发表在互联网上，甚至个人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