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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立秋后第九天，林培源终于回到他在清华大学的博士单人公寓，坐在那张再熟悉不过的单人床上发了一会儿呆。而后，他在社交网络上更新：“人生中那些最难熬的时刻，总是独自一个人，譬如告别，譬如深夜听着歌，默默垂泪。”
这趟回京，他的首要任务是清宿舍，拿毕业证。房间里基本都是书，他喊上两个师兄弟，把那一千多斤书全都打包寄回去了。寄书那天刚好大雨，怕纸箱淋湿，他还在上面覆了一层塑料薄膜。
他是事无巨细都要记录下来的个性，包括打包过程：打包是个细致的苦力活。相同开本的书用胶带捆好，包上报纸或者是垃圾袋，再用胶带缠紧了，这样可以达到防水和保护的功能。
疫情让他之前迟迟没法回学校，这几个月都在广东澄海老家。在这期间，他强迫自己静下心来写论文。七月，他线上完成了毕业答辩。毕业后的去处也已安排妥当——下一站，广州，进高校工作。这辈子算是跟文学耗上了。也难怪，他说自己是写小说的读书人，可是说完他又有些不好意思，“我已经一年多没有写小说了。”写博士论文这两年，林培源没时间写小说，虽然这期间出了新书《小镇生活指南》，但里面的十个短篇都是以前写的，最早要追回到年，最近的也有三两年头了。
《小镇生活指南》年从深圳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林培源保研进入暨南大学，攻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学位，年，他考入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作家、教授格非。
——一切看上去都太“正”了，少了一般小说人的“坎坷波折”。他一步一脚印，照着踏实升学的轨道，走得稳稳当当。然而保持稳妥，有时甚至比栽跟头更难。总有人问，“写小说的人，有必要读到那么高的学历吗？”好在林培源从来不会被杂七杂八的问题乱了阵脚，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做一个真正的‘读书人’，这是除了小说家之外我最想要做的......把‘小说作为一种志业’，这是理想的生活，也是生活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有时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我出生在一个小镇的普通家庭，既不是书香世家，也没有成为‘读书人’的资本，只有勤奋，才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康庄大道。”
文学不是康庄大道，顶多算是条“宽窄巷子”，宽门进，窄门出，人生道路多是如此。林培源算得上是文学小巷上的幸运儿，早在上大学以前，他就获得过全国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并且连续两年夺魁，之后签约了郭敬明的上海最世文化（彼时还叫“柯艾文化”），一连出了好几本书，累积了一批忠实读者，每次新书活动都有不少粉丝到现场“zodin”（“助阵”的潮汕话发音）。新书《小镇生活指南》在汕头合胜书店举行分享活动时，有一位八十六岁高龄的老奶奶拿着书专程从老家澄海赶来支持，她从林培源新概念时期就开始看他的书，因为书写的是熟悉的小镇，笔墨潺潺，读起来像是握住了另一位老者温热的掌心。
“以前出的（书）不算，你就看《神童》（《神童与录音机》，）和《小镇》（《小镇生活指南》，）就行”，林培源习惯了谦虚和谨慎。不止一个人说过他的文字“周正”、讲究，具有“古典主义”美感，就跟他本人一样，温润如玉。朋友们总是有些抱怨说他情绪太稳定，甚至有些无趣，不像写小说的。他笑笑，他连笑容都是规整的，冒出一颗虎牙，只有在妻子面前，他才会孩子气地说一句，“我也是有个性的！”他将生活与写作分清，只有在写作中，他才会释放那些无处安放的情感。
以故乡小镇盐鸿为轴心不断发散，林培源眼前的世界越来越大，但家乡的引力却越来越强。“虚构的清平街能代表潮汕吗？”他也忐忑。他不断在书写中回望，在写作中缓解一种无法触碰的焦虑，并且想要写出人的普遍的精神状态，唤起更多内心的共振。
书名用“指南”而非“故事集”，本质是因为书中的故事大部分都没有很明晰的结局，他希望不同的人看完，能收获不一样的感受。它不仅仅是属于小镇，属于潮汕，也是属于游子，属于一个个失意但仍不掐灭希望的人。
“故事听多了，也就那么回事。最重要的，还是人本身。”
文学的引诱
七月末尾的一天，林培源回了一趟母校澄海中学，同行的还有妻子，以及师弟兼好友陈润庭、林锐彪。
繁体字题写的“澄海县立中学”看上去“气定神闲”。一进门右手边就是图书馆，林培源略微兴奋地指了指，“我就是在那里看到的卡夫卡。”
一回到学校，高中生活仿佛就在昨天。高一的时候，他无意中在图书馆书架上看到一本叫《变形记》的书，作者是个叫卡夫卡的，“我当时不知道卡夫卡是谁，只觉得这个名字蛮有意思的，就拿下来读了。我现在都不记得书的封面是怎样的了，只记得那本书很久没人翻，已经落满了灰尘。”
一条道路的开启，总是有着某种寓言式的能量，这种能量体现在一种近似黑洞般的“引诱”：“《变形记》一下子就把我吸引进去了。那时候我还住校，晚上要上夜自修，我就利用夜自修下课到熄灯前的那段时间读。有时一个故事比较长，没法在熄灯前读完，只能熄灯后躲进被窝里，打着手电筒读。那时候住的是八人间宿舍，我们好几个室友深夜躲在被窝里用功。我很少开夜车，有一天，一个室友发现我也躲在被窝看书，隔天就问我：‘你不是不开夜车的吗？怎么也躲在被窝看书？’当时我不敢告诉他我在读卡夫卡的小说，被他一问，有种难以启齿的羞耻感。所以我就讲，‘跟你们一样，我也在看教材。’”
时空又穿梭回来，继续走。到了教学楼下，偶遇以前的语文老师，如今的语文教研组长林诗铨，他没有教过林培源，不过对他也已相当熟悉，“我们澄中的骄傲啊！“
他热情地邀他们上去坐坐，沏一壶潮汕道地工夫茶，边“滴茶”边摆谈。在外虽已许多年，林培源身上的家乡禀性还是那么自然，一口一个“jia”（潮汕话“食”的意思），在师友面前毕恭毕敬，也有一种武侠小说里江湖中人的气魄。
林培源高中时是文学社社长，“意气风发”的，师弟们说。为什么靠近写作和文学？林培源说那是“自然而然”的选择，澄中本来文学氛围就浓，过去他又总是干什么都觉得孤独。他自幼长得文弱，家中四个孩子，就他一个男生。成绩一直拔尖，自然也就成为众人“觊觎”的目标——大家都觊觎他的作业，都等着他做完好抄他的。一放学，他乖乖坐在家里小板凳上做作业，外面的欢声笑语把他的脑壳刮得生疼，数学题解不出，他边写边哭，说不清楚那是怎样一种感觉，好像悲痛终于化作力量样，又好像胜利就在眼前的喜极而泣样。
“高一时我还负责班里的板报，其他人都是到点了一窝蜂跑去吃饭，就我还在那里涂涂写写，完了独自背着书包到外面打盒饭吃，那段时间我经常一个人独来独往。”
“高三那时候，我不是拿了新概念奖吗？当时有很多读者写信寄来，但很奇怪，班里有些同学喜欢拿我寻开心，把信拆了，在教室后排大声地念出来。”
新概念时期的林培源，有着青春期少年常见的敏感。十几年前，他在萌芽论坛的自我介绍是，“痴迷文字，崇尚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章风格多变，喜欢将现代与传统的结合。性格一半阴郁，一半阳光。喜欢在安静的房间倾听艾薇儿，在喧嚣的环境下听克莱德曼。像一尾鱼儿，渴望用吐泡泡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老师也开玩笑，那时的文风有种“余秋雨加毕淑敏”的味道。
茶话会伴着夏夜晚风，外面是榕树叶轻轻荡荡。这种榕树在潮汕到处都是，《潮汕民俗大观》里说“前榕后竹”，潮语叫榕树为“成”，“前榕”也即是前有所成就，竹与“足”谐音，“后竹”也即后能富足。榕还可作“容”之意，表示既能容己且能容人。榕树因此被称为“神树”，树下常有人许愿，或是祭拜。
林培源家旁边也有一棵，就在他二楼卧室窗外，从书桌一抬头就能看见。榕树见证了他大学前“打马而过的旧时光”。午后，叶网将阳光滤出，随意抛洒，落在摊开的书页上，让人说不出的平静、心安。
坐在那里，他一本又一本地读。书越来越多，他又是绝不会丢书的人，爸爸后来还亲手做了几台书架，但总也不够放。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拉什迪的英文版回忆录，他挨个儿介绍这些宝贝，手掌拂去微尘。
他当然从小就被教育要好好读书，读书是“走出去”的最好方式。但对于书，他其实更有一种天生的依恋。在一篇散文中，他吐露心声：我不知道读书能否延长人的寿命，但我起码确定了一点，那就是读书可以给人力量，去抵抗时间的压迫乃至生命的虚无。
转型，也是重生
“算上来都有十来年了吧”，他曾写道，“在我那么热爱文学的时候，我也曾受到文学带给我的巨大伤害。躲在洞穴里，面对猛兽与丛林。如今年过三十，若说有什么大的长进，那就是变得比以前更勇敢了，敢于面对内心的黑洞，敢于把伤口揭开，对着模糊的血肉，轻轻地呵上一口气。”
这个伤害，始于他19岁时动笔写的长篇。
只是因为他写了一个以自己堂哥为原型的故事——堂哥在很小的时候溺水身亡，给家族所有人都带去巨大伤害，也影响了林培源很长一段时间，于是他将这件事写进小说，也因此他被亲戚们指责，说他这是在揭伤疤，败坏家族名声，要打断他的腿。
年春节（小说年出版，那时林培源已上大三），亲戚们集体上林培源家去“要说法”，长辈们坐在客厅沙发上，林培源坐在旁边的塑料凳上，接受言辞讨伐。
他百口莫辩，能说什么呢？这是文学创作，不能代表现实？林培源僵在那里，脸上没有表情，旁人很难分辨他到底是难受还是无动于衷，哪怕是后来他常犯肠胃炎，难受到坐着躺着站着什么都不是，脸上也是没有表情。不过，那次还是不一样，眼泪忍不住就滚出来，像雨打在石头上。
好在父母深知他写这件事的初衷和写作本身的不易，十分理解他，担心他受打击会想不开，叮嘱他一定不要放在心上。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虽然时间会拔走铁钉，但痕迹却永远留在那里了。用他自己的话讲，也像一根刺卡喉咙，无法吞下，又无法拔出。
“我很相信宿命，是个悲观主义者，或许这一切，就是注定的。”过去，林培源这样总结过自己。
在那之后，他再也没写过关于家族的任何文字，并且开始时常思考自己的写作与周围，与世界的关系。如果说最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确认自己写作上的才能，抒发冗余情绪，那么步入正轨后，思考便自主地繁杂、沉重起来。甚至一度，他怀疑自己能否再写下去。
“以往的写作和阅读都挺浅薄的，总的来说就是感性有余，理性不足……有时会很抗拒写作，不知道这是僵局，还是陷阱，或者只是写作的常态？”
对每一个写作者来说，自我怀疑的阶段都曾存在，甚至一直存在。对于林培源，这样的阶段是在长篇小说《锦葵》出版后，面对一些争议，他只能用萨特的“他人即地狱”来开导自己。他躲在存在主义背后，试图找到解决办法。他把自己想象成西西弗斯，遵循加缪的指点，做一个幸福的西西弗斯，“推着自己扔给自己的巨石，一步一步登向山顶。”
当年新概念的获奖者，很多已经不写了，林培源算是为数不多成功从青春写作转型为严肃创作的例子。他笃定自己未来要与纯文学为伴，“我一开始所接受的文学滋养，就是经典、纯文学的东西，它们对我的吸引力、影响力实在太大了。”比如年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第三条河岸》，名字就借鉴了巴西现代主义小说家罗萨的作品；年出版的长篇《以父之名》，结构上也借鉴了福克纳《喧嚣与骚动》。
因此，转型是必然，“青春文学作为某种类型，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