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看白癜风的专科医院 http://www.kstejiao.com/年，施甸林业局招工，我被录用以后分到了大亮山林场工作。杨善洲老书记对职工非常关心，他事事亲力亲为作出示范，用实际行动引领我们克服重重困难，创造了万亩绿洲。杨善洲老书记教会了我们怎么做人、怎么做事，他用赤子真情和为民大爱彰显了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如今的大亮山松涛阵阵、绿水潺潺，杨善洲老书记的精神与青山同在。
周波采访图
采访对象：周波，年生，云南施甸人。曾在大亮山林场从事过植树、护林、电台话务、出纳等工作。历任善洲林场副场长、场长、党支部书记。现任杨善洲干部学院培训中心主任、杨善洲精神教育基地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采访组：何江华戴子红罗春莉
采访日期：年9月12日
采访地点：善洲林场
采访组：周波同志，您好！您是怎么到善洲林场工作的？
周波：在年的时候，林业局招工，我就去应聘，被录用以后，就分到了大亮山林场，到现在为止已经有30多个年头了。
青年周波
采访组：杨善洲同志为了创办林场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周波：老书记在任期间，就曾两次徒步到大亮山调研，看到光秃秃的大亮山，认为为后代植树造林，绿化荒山是非常必要的。他到大亮山看了以后，结合这里的土壤、海拔、气候，适合种什么树种都一一做了调研，他干任何事情都不是盲目的，他都是先实地调研，再做实验，实验成功后再推广。他在年的时候就让县林业局在黄泥沟先搞试点，等试点成功了以后，他才到大亮山植树造林的。
采访组：在平时的聊天中，杨善洲同志会不会和大家谈为什么要到大亮山种树？
周波：我们刚刚上大亮山的时候，周边的村寨、人畜饮水非常困难。雷打树村的小学生，把瓶瓶罐罐洗干净之后用来装水。当时，饮用水都要到很远的黄泥沟去挑。老书记退休前他就觉得这个山没有树不行，山穷水尽，山上没有树又怎么会有水，当时他就说一定要把树种成功，种成功后解决周边老百姓的饮水问题，水源问题解决了就可以种蔬菜了，因为雷打树村土质是夜潮土，非常适合种蔬菜。包括旧城的热区，土壤也比较肥沃，适合种甘蔗、蔬菜等农作物，现在旧城乡的蔬菜等农作物都已销售到外省去了。现在水源问题解决了，植被也恢复了。在老书记的带领下，经过多年的努力，周边的群众、附近的糖厂、热区等，经济水平逐年上升。
我们上山植树造林，一直从年到年都还在造林。他老人家就是决心大，一直坚持不懈的去干，现在林场的森林覆盖率已经从原来的不足17%突破到了97%。老书记经常说到：“任何事情只要坚持下去，肯定会有结果，你半途而废的话，肯定是不会成功的。”
采访组：善洲林场建设的资金主要有些什么来源？
周波：资金这一块，杨善洲老书记主要和省财政厅、林业厅，争取项目资金和造林经费，一共是要了万，其中多万用来植树造林，60-70万用来修路、架电、架水、盖场房、建哨所等。当时林场的职工，一些是从各乡镇抽调的工作人员，一些是招进来的合同制工人，一些是从农校、林校招来的工程技术人员，还有一些是退伍军人，把招来的人交给老书记，由老书记带着大家干，一起植树造林。在移交林场经营管理权的时候，老书记详细的做了一份清单，说明种树详细过程、资金的使用情况以及来龙去脉等。
采访组：30年来，您经历了很多的工作岗位，请您结合岗位变化，谈谈当时林场的生活生产条件？
周波：我到林场的第一站就是黄泥沟哨所，当时大亮山上一共有19个哨所，黄泥沟哨所条件相对好一点，也就是现在的牌坊那里，周边有人家，白天去巡山护林、植树造林，晚上还可以到老百姓家里面坐一坐，吹吹牛、聊聊天，条件虽然艰苦，但是过得比较充实。在黄泥沟待了一年，就被调到大亮山的瞭望塔。瞭望塔离老场部有4.8公里，步行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当时瞭望塔属于19个哨所里面，条件比较艰苦的，交通极为不便，人烟稀少，从瞭望塔到周边老百姓家，都要走上好几个小时，而且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水、不通电，因为资金紧缺，当时很多哨所也是没有电的。在老书记逝世后，通过省市县的关心，这些哨所才架通了水、架通了电。
采访组：瞭望塔是条件最为艰苦的哨所，您在那里待了多长时间？
周波：我在瞭望塔一待就是三年半，可以说记忆犹新，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水、电的问题。因为当时不通电，照明主要是用煤油灯，找来一个墨水瓶，把被子里边的棉絮捻成灯芯，做成一盏煤油灯。到集市上打点煤油来照明，有时候煤油没有了，就会用菜籽油，倒在里面用来照明。当时照明就是这样。赶集就更困难了，因为当时道路不通，也没有车，在瞭望塔的时候，生活用品主要到酒房街去买，往返一趟要五六个小时。也就是早上起来吃过饭之后，就步行去赶集，买完东西以后，就开始往回走。因为山势陡峭，挑起一担也是比较吃力的，就一边走一边休息，回到瞭望塔基本上也是下午了。当时的哨所基本上都是一样，买办食材不方便，用水不方便，哨所距离较远，用水都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瞭望塔是大亮山的制高点，海拔米，当时饮用水非常困难。要到最西面的淘金河去挑，来回就要两个多小时，当时仅有一条供人行走的崎岖小道，挑起一担水之后中途就没有办法休息。因为坡陡水桶放不了，只能一直往回走，回到瞭望塔时基本上全身都湿透了，所以说当时在瞭望塔水是相当金贵的。淘米的水都不倒它，要留下来洗菜，洗完菜以后，还要留下来洗碗、磨刀、浇菜等。
采访组：一般您在瞭望塔值守多久能够休息一次？
周波：当时我们在瞭望塔一个月就只有三天的假。因为当时交通不便，只能走路回家，回去一天，在家待一天，第三天就得回来了。
采访组：从瞭望塔回一次家，十分不容易，从家里再次返回瞭望塔时，又是什么样的心情？
周波：说句实在话，回去就不想来，来了就不想回去！走这么远的路实在太辛苦了！第三天从家里面来就非常不容易，山高坡陡道路狭窄，还要挑一些大米蔬菜和生活必需品。早上起床以后，在家里吃过早饭，就带上午饭，挑上一担物资往回走。从雷打树这边上来，都是爬坡，累了，就中途歇一下脚，如果饿了,就歇下来，把带的午饭吃了以后，又接着赶路。来到瞭望塔基本上也是下午的四五点钟了，买办食材、交通不方便，这也是当时的一大难题。
修枝打叉
采访组：在这样一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之下，林场职工的心理状态如何？
周波：那个时候大部分职工还是特别能吃苦的，都愿意跟着老书记干。多数职工还是能坚持下来，但也有中途“打退堂鼓”的人。因为我们地处于边远山区，生活比较单调枯燥，加上环境恶劣，劳动强度大，休息时间少，有的年轻职工来不到半年、或者一年，就坚持不下去了。有的找关系调走，有的就辞职走了，但多数职工还是坚守到了最后。在那个要啥无啥，有啥吃啥的年代，能坚守到最后也实属不易。可以说当时的大亮山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不毛之地，路不通、电不通、水不通、信息不通。当时我们与外界交流的方式都是靠写信，赶集的时候到乡镇邮政所寄出去，寄一封信大概需要一个多月才可能寄到对方手上。不像现在，交通便利、网络信息全覆盖，打电话也很方便。
后来，我在给学员授课的时候，也会提问学员：“像当时那种艰苦的条件，恶劣环境，有没有人愿意留下来？”都没有一个学员举手，说真的，谁都不愿意来到这里。因为大亮山一年只有两季，就是冬季和夏季，冬天寒冷，夏天潮湿，就没有一天舒服的。特别是雨季被褥都发霉长毛了，洗的衣服十天半月不会干，谁愿意到这地方？若真没有一个人逃跑走那才怪呢。如果不是在老书记的感染和鞭策下，大家是很难坚持到最后的。
采访组：杨善洲同志当时在大亮山上生活的条件是什么样的？
周波：刚上山的时候所有哨所的条件都是一样的，杨善洲老书记和职工都住在窝棚里面，直到年建起了老场部。一开始职工让老书记先搬进去住，可是老书记却说：“我一个老头子，吃饭有个锅，睡觉有个窝就够了，新房子让年轻人先搬进去住。”而他一直住在老窝棚里边，住了整整九年半，一直到年修建了新场部，部分职工搬到下边新场部之后，老书记才搬到了老场部去。所以说当时，住在老窝棚里边，条件比较艰苦，窝棚上面漏雨，下面灌风。有时职工睡到半夜被冻醒了以后就起来烤火，直到身子暖和了，再回到床上去睡觉。当时老书记他们在老场部条件也不容易，交通极为不便，赶集都要走到很远的姚关街去。
当时林场有一个叫杨春明的老职工负责办伙食，一个叫杨相柏的老职工负责养牛，一般赶集由他俩负责采买物资。因为周边没有集市，需要到30多公里外的姚关街去购买，早晨天不亮，打着火把就出发了，去到姚关街也是中午一两点钟，所需物资买好以后，就把物资驮在牛背上又往回走，因为路途遥远，坡度比较大，牛走得比较慢，在路途中又折腾十几个小时，回到林场已经是大半夜了。夏天的时候，天气炎热，经常买回来的肉都已经有了臭味了，当时的食材稀缺，肉臭了也不能丢，丢了就没有吃的了，就只能弄点葱姜蒜来除臭。
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时老书记就觉得需要马上解决，这样长时间下去会影响到职工的身体，因为一旦吃到臭肉很可能就会拉肚子，长时间下去人就会虚脱了。于是老书记就带领职工，在老场部开荒种地，种上白菜、青菜、包谷、洋芋等，保证生活上的自给自足。现在老场部就是我们当时的菜园子。因为当时资金紧缺，老书记就到大地山（地名）要来一些竹子，编了些粪箕，空闲时间就到善洲小道上去捡牛粪、马粪来给蔬菜、树苗施肥。蔬菜种了以后老书记还专门让炊事员养了几头猪，过年的时候就开一个年终会，把各个哨所的人都组织到场部来，杀猪过年，吃饭、开年终会，把肉分好用袋子装好，吃过饭后各个哨所的职工每个人领一份肉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后来各个哨所的职工就学老书记，自己开荒种地，自己种菜，所有能种的菜就在林场种，实现了生活上的自给自足，饮食上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采访组：当时林场职工的年龄一般多大，你的工资大概是多少？
周波：当时年纪比较大的就是从金沙江水运局回来的那些老职工，年纪大概四五十岁，大多数职工年纪跟我相仿，我是年上大亮山的，当时我有18岁，是我们那一批年纪最小的一个。有几个也就比我大两三岁，差不多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所以当时在大亮山上最大的问题就是孤独、寂寞，还有恐惧。当时工资也比较低，一个月五十块零五角，一天的伙食费是一块钱，一个月在这里27天，伙食费就是27块，交了伙食费之后，再去买一点衣服鞋袜和草烟之类的就所剩无几了。当时在瞭望塔烟抽完之后就没有了，有的职工烟瘾比较大，距离集市又远，烟抽完之后只能出去捡一些烟头，把烟头里边的烟丝拿出来放到小锅上去烤，再用卷烟纸卷起来抽。有时候在哨所遇到头疼脑热，想找一个硬币刮痧，但口袋一分钱都没有，我们只好用盛饭的勺子来刮，当时林场职工的生活条件就是那样。
采访组：为什么会建这么多个哨所呢？
周波：从南到北几十公里，你不建这么多哨所也管不过来，周边都是农户，有放猪、有放牛的，你没有人管小树苗就会被猪牛践踏死掉。所以，每年种下去一片树都要建盖一个哨所，留下一个职工进行管护。当时大亮山有19个哨所，职工20多个人，职工少哨所多，有很多哨所是一个人待的。而且这些哨所都在前不挨村后不着店的荒郊野岭，好多哨所都是一个人在，一到晚上，基本上都无法入睡了，当时山里狼还是比较多，只要有一只狼叫起来，其他山头的狼就跟着叫，让你彻夜难眠。山里面还有一种鸟是晚上出来活动的，当地老百姓叫它“鬼雀”（又叫夜莺），它叫起来非常恐怖、凄凉掺杂哀伤、声音忽远忽近，让你听了头皮发麻，心跳加速，所以晚上只要听到狼嚎、鸟叫基本上就彻夜难眠，根本无法入睡。
采访组：哨所建得多，管护的压力、值守的人员投入也就增大，一人一所，职工的生命安全是否存在隐患？
周波：存在，当时我们有一个职工，叫杨相柏，留守在我们最北边靠近雷打树村的一个哨所。这个哨所条件相对好一点，比较靠近周边村舍，周边老百姓在放牧的时候，经常跑到那个哨所，跟他找水喝，在哨所休息一下。有一天，有几个老百姓放牧走到这个哨所门口，无论怎么叫都没有人答应，一看这个门又没有上锁，推也推不开。有一个老百姓就跑到场部去找到老书记说明情况，老书记立刻带领职工去哨所查看，去到门口怎么叫都没有人答应，于是就把门撞开，撞开以后一看，这个职工头一天就已经死在这个哨所里面了。当时，老书记看到那个场景非常伤心。我们在整理杨相柏的遗物时，仅从他的口袋里面掏出五角钱，他每个月发的工资都往家里寄了，家里有老人小孩，要养家糊口，而他自己却在山里面找一点山茅野菜来维持生活。
一个职工突然死在哨所里面，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死亡，老书记就请县里的法医上来鉴定，鉴定结果是心肌梗死。
所以在哨所里面的职工，一个人待在哨所里面是特别害怕的，尤其是晚上，我亲身体验过。晚上阑尾犯了直接不敢睡，就怕第二天早上像杨相柏一样睁不开眼睛，会死在哨所里边。当时老书记看了以后就说，这个不行，每个哨所不能少于两名职工，疼了病了相互有个照应，后来就取消了十多个哨所，现在还保留着五六个哨所。
采访组：交通不便给林场员工和当地群众带来的最大的困扰是什么？
周波：当时大亮山上可以说是三不通，水不通、电不通、路不通，特别是交通不便带来的困难很大。比如，当地群众赶街天不亮出发，半夜还到不了家，群众到山外碾米磨面来去一趟需要两三天。职工受伤没有办法，只能在林场进行简单的包扎之后再想办法送到30多公里外的卫生院去治疗。包括林场下面的大地山村民，群众生病受伤的时候，都是把自家的门板拆下来做成一个担架，十多个人轮换着抬。山高坡陡耗时费力，有些病情比较危急的病人，医院就断气了，只好又抬着回来。老书记看在眼里也难过在心里，老书说：“路不通太不方便了，职工受伤、群众生医院。”
采访组：交通不便，老书记是如何解决交通问题的？
周波：刚上山的时候，老书记提倡的是先种树后修路。有一次，我们一个职工在山上抚育间伐的时候，不小心就把腿砍伤了，因为路不通，离场部又远，我们只好把衬衣撕了下来，弄成一个布条，把伤口做了简单的包扎。包扎好以后两个人轮换着背到黄泥沟，再跑到摆田村打电话，让林医院去。因为当时路不通交通不便，职工、老百姓生病受伤，都因为道路问题医院去。
看到这个情况之后，老书记说这个不行，还是边种树边修路，在进山后的第二年目睹了周边群众的生活疾苦，他就带领职工每天背着测量仪去开挖、测量。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4公里的盘山公路终于通车，彻底解决了当时人背马驮的交通状况。道路修通了以后老书记又去到市里面争取资金，买了一辆叫“田野”的森林消防车，路通了有车了，职工受伤，老百姓生病，医院去，职工也得到了及时救治，出行也方便了很多。
采访组：大亮山的生态自然环境恶劣，那你们种植的林木成活率怎么样？
周波：当时气候比较恶劣、条件比较艰苦，在大亮山上，交通也不方便。老书记带领职工种的这五万六千多亩林子，都是通过反复试种之后才成功的，有时候栽下去的树木遇到天旱、火烧、自然灾害等，都会枯死、病死、烧死等，然后我们再接着种。当时有一种植物，也就是我们叫的“解放草”，学名叫“紫茎泽兰”。它的破坏力强，繁殖能力特别快，很多小树苗都被这种植物侵害。一年种上三四千亩，因为缺水成活的就只有一千多亩，只能第二年接着又栽，栽了以后，又遇到自然灾害，第三年又接着栽，反反复复栽种，才有了今天的万亩林海。
采访组：成活率要提高，林场的选种很重要，杨善洲同志带领大家种植了些什么树种？
周波：林场种植树木主要以“华山松”为主，当地老百姓叫“果松”，现在很多树木上都已经挂果了，就是我们在集市上卖的那种松子。八月十五前后，老百姓就来山上采摘，拿到集市上去卖，也增加了老百姓的一部分收入。
每到过了年之后，老书记就带领着我们去街上买些松种，种子买回来以后，就开始整地育苗。当时的育苗基地就在现在的“善洲井”旁边。老书记就带领着职工育苗，种苗育好之后，再分发到各个山头去栽种。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样，把种子买回来以后，用个口袋装起来，到山上撒下去就会自己成活，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华山松一定要遵循育苗法则，培育“百日苗”，要用苗床来育，种苗不能太密，也不能太稀，土要盖多厚等都有讲究。育苗时间基本上就是四个月，所以叫“百日苗”。苗子长到二十多公分的时候，雨季就快来了，就开始组织人去清林，用大刀、涮刀等把刺、草等多余的植物涮开。雨季开始了以后，就把这些小树苗人背马驮的，运到山里面去栽种，用锄头挖一个塘，挖好了以后把树苗一棵一棵的栽下去。
采访组：树种选对了，林场就开始大规模植树造林，杨善洲同志是如何实现规模化造林的？
周波：大面积的植树造林，光靠20几个人，是栽不了的。树苗要在立秋前十天必须栽下去才能成活，就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秋后栽的话，树苗的成活率就很低，几乎活不了。面对这样的情况，老书记就到林业厅去争取资金，一年争取五、六十万，争取来以后就把周边老百姓找来，参与我们植树造林。上山造林的时候就分小组（队），一个小组（队）负责一个山头，每天植树造林回来就总结当天造了多少林，栽了多少棵树，以及造林中遇到的问题等。当时的工价也不高，最初上山的工价是两三块一天，两三块在八几年的时候，已经属于师傅级的工价了，而当时我们的工资才五十块零五角。
采访组：林场的职工，加上周边的群众组成了一支声势浩大的造林队伍，杨善洲同志是如何进行人员之间的分工合作的？
周波：老书记把造林队伍分成几个组（队），他带领着年纪稍微大一点60多岁的一个工组在老场部，就住在老窝棚里边，差不多有三四十个人，老书记每天跟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晚上回到窝棚就记下当天的工作，再写出第二天的工作计划。年纪轻的，就到更远的地方去植树造林，到大关箐、酒房打磨山等地。
采访组：到更远的山头去植树的工作组远离哨所，那你们工作、生活的条件怎么样？
周波：到更远的山头去植树造林，条件就苦了。带领着一队人马，在崎岖的山路上徒步走几个小时，把被褥、粮食、树苗等驮在马背上，其余的物品挑在肩上。到达目的地之后，就用小树条、杂树枝搭建一个窝棚。条件好一点的，就用塑料布盖在窝棚顶上遮挡一下雨水，条件差的就只能用山上的芭蕉叶、树叶等遮挡风雨。因为当时没有植被遮挡，风沙比较大，在窝棚里比较冷，经常是窝棚上面漏雨，下面刮风，晚上根本就没有办法入睡。在窝棚里铺上大通铺，用树条、龙须草做垫席，三四十个人就睡在大通铺上。晚上睡觉的时候蚊子多，经常睡到半夜又刮风下雨。有时候窝棚的屋顶也被大风吹走，被子也被淋湿了。这种情况下就只能起来在火塘边烤火，被子还没有烤干天就亮了，就戴上竹叶帽、拿上树苗、锄头就跟着工组上山植树造林了。当时植树造林多在雨季，因为季节时间非常紧，半年时间，在立秋前必须栽下去，基本上是淋着雨栽的树，很多职工被雨水淋湿的衣服，要晚上回到火塘边烘干了，才能再接着穿。
当时上山植树造林穿的是“解放鞋”（黄胶鞋），因为下雨地面比较滑，连滚带爬去山上造林，有时候不注意，走着走着感觉到脚底板黏糊糊的，就把裤腿卷起来看，十多条蚂蟥叮在腿上，血都已经流到脚板去了。当时林场职工没有谁的腿是好的，雨季造林之后，要不然就是划伤，要不然就是被蚂蝗叮咬，蚂蝗叮咬的伤口很难好，又痒又疼，在雨季植树造林，晚上是蚊子叮，白天是蚂蟥咬。
当时老书记给我们一个人买了一个针线包，衣服划破了，或者是鞋子坏了，就自己缝补。当时条件比较艰苦，工资比较低，一套衣服都是缝缝补补又穿，满身都是补丁。裤子磨破了就找一块布来补上，有时候找不到布，就用贴风湿的膏药来缝补裤子,因为在山上条件不好，就想各种办法来缝缝补补。
采访组：您觉得植树造林最艰苦的时期是什么时候？
周波：最艰苦的时期就是雨季造林了，雨季湿气比较重，一不小心就抵抗力下降，生病、感染风寒。有好多年轻人受不了这样恶劣的环境，选择了离开，连箱子、衣服、生活用品都没收就走了，现在这些东西还留在当时他们住过的房间里呢。有些职工受不了这样的环境，有关系的就找关系调走，没有关系的工作也不要了，直接就离开了。当时老书记也是比较关心职工的，为了留住职工，他想了很多办法，他到县里面去找相关部门，说明情况，申请了一笔资金，通过财政每年给一部分经费，每位职工一天有三块钱驻勤补助。当时的工资是五十块零五角，在满一个月就是90块。工资待遇提上去之后，留下来的人也多了。老书记为了留住林场职工，把这片林子建起来，他想了很多办法。
采访组：林场职工的个人问题也是让杨善洲同志最为头疼的一件大事，这些个人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周波：个人问题确实是个大难题。在这个山上，一个月只能休息三天，往返两天，只有一天时间在家里边。第一没有时间找，第二是没有胆量找。当时来的年轻人比较淳朴，胆子也比较小，十八九岁就上山了，一个人在一个哨所里面，一待就是三五年，与外界联系也比较少，比较腼腆，大多都是通过亲戚朋友介绍。在当时林场职工有些都是三十多岁了，通过别人介绍谈了十多个都没有修成正果，最后都是不欢而散。因为当时交通闭塞，通讯设备也没有，哪个女孩子愿意跟你来人烟稀少的大亮山呢？哪家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来这种荒郊野岭，有的谈了三五年，因为工作地点在山上又分手的都很多。老书记看了之后就说：“长时间下去，这个不行，这是个林场啊，它又不是寺庙，找来的又不是和尚。”后来，每个月就多给了两天假。时间过去了一年多，大多数职工都没有找到对象，老书记就生气了，说：“都一年了，你们找的媳妇在哪儿，你们是怎么搞的？”后来我说：“大爹，找媳妇不是去买东西，不是有钱就可以买着回来的，也不是不找，你看鞋子都磨烂好几双了，就是没有运气，就是没有哪个女孩愿意嫁到这个山里面来。”老书记听了之后，当时没有吱声，又想了一些办法。当时我们有一个职工，年纪偏大，一直都没有找到对象。我们有一个点在大关箐，他为了给这个职工找对象，就把他从酒房调到大关箐那边。因为那边有小学、有村庄、特别是小学里面老师比较多，给他创造条件，让他找对象。
还有一个从金沙江回来的老职工，差不多四十岁了，一直找不到对象。因为在大亮山前不挨村后不着店的，一年半载也见不到一个外人。当时老书记就四处去打听，打听到在我们场部背后的一个村子，有一个女孩，年纪也是偏大，还没有嫁人。老书记就请几个老职工去做媒了，就问她愿不愿意来林场，愿不愿意嫁给我们这个职工？如果愿意的话，你就来林场伙食团做饭，干好了，就可以从临时工转成合同制的。因为当时的政策比较好，不像现在是逢进必考的，你干好了，是可以从临时工把你转成合同制的。这个女孩听了以后，觉得这个条件还是可以的，就同意了。来了以后，就在老场部，和这个职工见面以后，两人也比较喜欢，过了几个月就结婚了。婚礼很简单，在林场杀了几只鸡，当时还是老书记做证婚人，把各个哨所的职工叫过来吃了顿饭。结婚了以后，老书记兑现了当时的承诺，让她去伙食团做饭，一年以后，就把她由临时工转成合同制了。这位女职工于年的11月份也退休了。老书记为了留住职工，解决职工的个人问题，他想了很多办法的。
采访组：你们在林场，有没有经常集中组织一些学习或是技能培训？
周波：经常组织学习。我们成立了大亮山林场党支部，每个月开支部会议的时候，就把各个哨所的职工叫回来学习《半月谈》，学习党政知识和一些相关政策。中央有新出台的政策，都在一起学习，学习报纸，或者看看新闻等。涉及的工程技术人员、招考进来的刚刚毕业的农校生、毕业生，统一送到林业局去培训；财务人员，要到林业局财务室跟班学习；办公室人员，要去林业局办公室跟班学习；要搞造林的，要去林业站跟班学习。在人才这块上，有的时候派下去半年或者一年，通过培训跟班学习来提升个人综合素质。
采访组：杨善洲同志发展产业，产业需要技术人才，杨善洲同志在人才的培养上做了哪些工作？
周波：老书记在重视人才培养这一块，是下了一些功夫的。特别在创办砖厂、茶厂、水果厂等，他对人才非常重视。当时我们建了茶厂以后，因为林场这边的老职工就只会种树，不会做茶。老书记为了把这个茶厂发展起来，他就到酒房乡找了一个专门会做茶的师傅，来林场手把手的教我们做茶。从采茶、烘烤、杀青等一步步来，做好了以后，就把茶叶拿到县里面卖，价格也好、味道也好。这个老师傅来了一年多以后，老书记为了留住他，就把他的临时工身份转成了合同制。这个老师傅现在还在我们最南边的一个哨所。
因为林场交通不便，海拔较高，职工伤风头痛、感冒、打针都要走到二十多公里外的诊所去打针。老书记就说这个不行呀，在这个荒郊野岭的林场里面，没有一个医生不行啊，他就去找了一个医生来林场，为职工看病。
采访组：杨善洲同志始终把林场职工的生命放在第一的位置，请您谈谈他是如何照料生病的干部职工的？
周波：老书记在职工心中是一位和蔼可亲、温和善良的老人，我们在一起风雨同行、患难与共，就像一家人一样，只要你遇到困难他都会全力以赴的去帮助，他是用真情和大爱留住这些人的。关心职工事例很多，我就讲上这么两例。在年的时候，道路通了，工资也涨了一点，我们有一位职工买了一辆摩托车，在骑摩托的时候不小心，发生事故。一位路人看到以后把我们这位职工送到山脚下的一个卫生院，因为伤势较重昏迷不醒，医生从他口袋里边看到身份证才知道是林场的职工。医生打电话给林业局，林业局用电台给我们发消息说我们的职工受伤了。老书记叫上我坐上车就往卫生院那边赶，到卫生院一看，坏了！我们这位职工满头是血，医生正在抢救还是昏迷不醒。医生建议老书记说：“你的这位职工伤势较重，医院去抢救，在我们这里是救不了了。”因为当时卫生院的条件的确太差，第一没几个医生，第二连辆救护车都没有。医院有救护车，车上也没有那个抢救设备。我看着老书记很着急，在抢救室外急的团团转。过了两分钟，他从他的口袋里掏出老年手机，医院打电话，请他们派一辆救护车的来救一救我们的这位职工。对方听了说可以，但是保山到姚关的路途遥远，需要支付元抢救运输费，他们才会来，老书记听了以后就生气了！他说：“别说元，就是0元你们也一定要给我来，这是在救我职工的命的，我不会差你们车钱。”近两个小时救护车赶到了姚关的卫生院，老书记和我们用担架把这位职工抬上救护车，医院赶，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凌晨的两点多了。当时CT室还在二楼，没有电梯，是老书记和我们一起用担架把这位职工从一楼抬到二楼去做CT的。大冬天的，医院走道冰冷的铁凳上焦急地等待着，他都已经是一个古稀之年的老人了！为了林场的一个普通职工，凌晨两点多还坐在冰冷的铁凳子上焦急地等待着。我看了以后很心疼，便走过去劝他，我说：“大爹！你先回去休息吧!等检查结果出来以后我向你报告。”他一脸严肃地对我说：“不行！等检查结果出来，看看需不需要做手术，如果需要做手术，等手术做完我们再去休息。”我拗不动他，只好陪他继续等。等到凌晨三点的时候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告诉老书记说：“老书记,你不用担心！你的这位职工瘀血没有浸入脑室，可以保守治疗。”我看着老书记松了一口气，我才送他去休息。
包括当年我阑尾炎住院，医院看望我。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我担心他的身体，当时住院就没告诉他。也不知道他怎么就知道了，医院，还责怪我说：“怎么不让我知道？”我说：“您年纪也大，腿脚也不方便，不想让您担心。”他说：“你要说的嘛！”语气中有责怪，但更多的是心疼。所以，每当职工生病住院的时候，第一个站在病床前的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就是我们的老书记，正因为他这样不离不弃的对待每一位职工，对待自己的职工就像对待自己子女一样，大家也才死心塌地的跟他坚持了这么多年。
还有一个典型事例：有一次，林场职工肖家智因夜里寒冷难耐，就起来到外边去捡火炭回来生火，回到火塘边，癫痫病发作就倒在了火塘上。当时，我们在整茶地，回来得晚，远处就看见房子飘起很高的火，火光冲天的，就立马冲进去看，发现了倒在火塘里面烧着的肖家智。老书记听到动静后立马起来和大家一起把昏迷不醒的肖家智救起来，抱到车子上，医院。因为伤势比较严重，烧伤面积比较大，县医院的医生处理不了，我们就连夜把他送到保山。医生接了以后就说：“老书记，这个职工的伤势太重了，在我们这里也救不了，得赶紧送昆明。”怎么办呢？保山到昆明五六百公里的，拿车送的话，或许半路都到不了这个人就要断气了，最后决定，坐第二天九点钟唯一一趟飞机。
第二天早上，老书记拿着他的工资本，叫他在烟草公司工作的三女儿杨慧琴去取钱，取了以后，钱不够，他又叫他的三女儿去烟草公司借了医药费。那时，老书记的工资才几百块钱，虽说是个厅级干部，但老书记却没有攒下什么钱。林场哪里哨所漏雨，哪里需要修补都是他拿自己的工资去修。电视机坏了，电线哪里又断了，都是拿他拿自己的钱去修的……最后老书记的女儿又把借到的2万元和从老书记工资卡里取出的4千元钱递给了老书记。我们把这个职工送到保山机场，飞机快要起飞了，年的时候，保山的航班还少，早上一趟，下午一趟，如果错过这趟航班的话，我们这个职工就没办法救了。坐飞机需要身份证，我们当时来得比较急，都没带身份证，因为没有身份证机场就不给购票登机，老书记当即就给当时的市委秘书长打电话说明情况。最后，市委秘书长给云南省委办公厅打电话，由云南省委办公厅担保，我们医院抢救。
最后花了6万多块钱，这个职工还是因为伤势过重，过世了。但是，他的家人、林场职工都深深地感受到老书记对职工关爱的心。做人，就像老书记跟我们说的，品行要端正。老书记一辈子大公无私，从不用权力为家人、朋友谋取半点私利，却为了挽救职工的生命一次次的“破例”。
采访组：杨善洲同志对林场职工真的是以心换心，现在林场的条件有了什么变化？
周波：第一，他不用心对待每一个职工，大家就不会死心塌地的跟着他坚持到现在，这5.6万亩的万亩林海是很难成功的。第二，不是因为他这种真心实意的对待每一位职工的话，说得难听一点，像这种待遇，在这种环境下，是很难留住人的。老书记以心换心，以情换情，把每一位职工当亲人。在老书记过世以后，通过省市县的关心，林场每一个哨所的基础设施建设，水、电、路、厂房等，都已经建盖好了。当时场部就在老窝棚这里，年成立干部学院以后，为了便于管理，我就把场部（当时我是场长）搬到黄泥沟（牌坊进来的那里）哨所，那里地势低洼，四面环山，比较暖和，而且靠近路边，交通比较便利。
采访组：杨善洲同志为什么能够把那么多的人拢起来、聚在一起，您觉得他的人格魅力在哪里？
周波：好些人不理解，说老书记是用什么办法把这些人留下来，他的工作方法是什么？老书记在这个山上，造林也好，生活工作上也好，凡事都是亲力亲为。
从建场到现在，有多号职工来这里工作过，有退休的调走的，当然也有自己放弃工作走的。好些人不理解呢，老书记怎么会留下这么多人呢？一个单位，你要留住人，你离不开待遇留人、环境留人、机制留人。大亮山这种，你要环境，半年雨水半年霜。你要待遇，工资又低，没有其他的什么补助。你要机制，没有什么公休，也没有什么周末，基本上就是一年到头。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坚持下来呢？我认为，就是老书记像一个家长一样，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与职工患难与共、风雨同舟，有时候职工家里有什么困难，他会过问，会帮助，他用真情、大爱留住了这些职工。
采访组：杨善洲同志在大亮山，不仅仅只是造林，他还为周边的群众办了很多的实事，请您谈谈具体的情况？
周波：老书记来这里不是单一的搞造林，他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当地百姓有困难，他看到眼里，放在心上，千方百计为老百姓解决。当时芭蕉林村、雷打树村老百姓出行困难，电、路不通，碾米磨面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来回都要两三天。老书记看到后，说这样不行。于是协调资金帮助他们架起了电路、修通了道路，周边群众生活逐渐好了起来。老书记经常说到：“老百姓的事就是我的事。”
采访组：后来，您调整至出纳岗位，请您谈谈杨善洲同志是如何严格执行财经纪律的？
周波：我跟老书记这么多年，最大的感触就是他清正廉洁。可以说我做了八年出纳，基本上出差，要么就是大伙儿AA制，要么就是老书记请客，出差他从来就没有报过一分钱。
去哨所吃饭，基本上就是一顿饭两块钱，老书记去了，吃完饭，把钱放在桌子上就走了。
老书记公私分明。有一次，他的老伴生病了，需医院。回来以后他就找到我，给我拿了块钱，他说你给我开个收据，我说开什么收据？他说他的老伴病了，我送她去保山看病了一趟，要付给林场一点油钱。我说，建场这么多年了，老伴就用了这样一趟车，你付什么油钱，你就是用什么都是理所当然，怎么能让你付油钱呢？到时候我跟场长说一声就行了。老书记义正言辞的说道：“不行，公是公私是私，我用了车子就得付油钱。”最后拗不过只好给他开了收据。
老书记过世之后，中央电视台来采访，当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们还不相信。我就把账本翻给他们看，收据翻给他们看，老书记的事迹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真实的。包括凤凰卫视的来采访，他们都不相信，说这种年代还有这样的领导。老书记他就是这样，自始至终来林场二十二年用了林场一趟车，一定要付油钱，公私分明，严守财经纪律。
采访组：请您给我们讲讲善洲林场产生了哪些效益？
周波：一是生态效益。现在大亮山树木成林，周围的生态环境日益改善，土壤、气候、作物生长周期都发生了变化。粮食生产由原来的多斤普遍提高到斤以上。为当地的发展生产，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二是经济效益。善洲林场森林价值为12.84亿元，其中木材价值为3.23亿元。三是社会效益。在造林期间，杨善洲老书记带领林场职工修建了26公里的林区公路，架设高压线路15公里，为6个自然村修通了公路，为8个自然村架通了生产生活用电，促进了当地群众脱贫致富。
举个例子：林场根据林场土壤、气候条件，发展三七、黄精、重楼等中草药，形成林场+农户+公司的模式，保护好生态，老百姓就能实实在在得到效益。因为善洲林场涉及11个行政村，78个村民小组，多户农户，因农村经济收入较低，好多年轻人都外出务工，有时候一出去就是好多年，家里面就只有老人和小孩。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发展林下种植，发展成功，把外出打工的人留下来，共同发展中草药，增加群众收入，减少农村“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的现状，走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论，把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
生态效益方面：刚上大亮山的时候，因为土壤贫瘠，森林覆盖率低，到处都是荒山，几乎没有什么野生动物。到后来，植树造林以后动物慢慢多了起来，野鸡、康鸡、竹鸡，野兔、豪猪、竹鼠，野兔、麂子等也逐渐多了起来。老书记经常说：“我们要与自然和谐相处。”
采访组：您如何理解杨善洲老书记生态文明建设的超前意识的？
周波：老书记上山植树造林，并不是单一的种几棵树，他有很强的超前意识。当时善洲林场属于一个国营林场，先是签了40年的合同，为了留住职工，老书记到县里面申请资金，提高职工待遇。后来，大亮山的气候条件比较适合茶叶生长，老书记就开始种植茶树创办茶厂，搞多种经营种植。当时他就觉得如果林场合同满了，林场这些职工怎么办？于是他就考虑种植茶树创办茶厂，等茶厂创办以后，职工可以来承包茶地，而且还可以带动周边百姓，来茶厂工作，增加经济收入。他带领林场干部职工和周边群众修通了公路、架通了电线，促进了经济发展，带动了群众思想进步、社会文明。
采访组：杨善洲同志活着是为当地百姓造福，他过世了以后，您觉得他给后人留下了些什么？
周波：老书记活着是为老百姓造福，他过世了以后，给后人留下了绿水青山，留下了数不尽的精神财富。之前的大亮山山秃水枯，三不通，群众生活极为困难。他上大亮山之后，把昔日荒凉的大亮山变成了郁郁葱葱的万亩林海，为周边老百姓引水、修路、架设电路，他实实在在的为民造福，把百姓，把职工当亲人。当时我们跟他开玩笑，在火塘边聊天的时候就问他，地委书记退休你不跑去省城，你跑来这山旮旯干什么？来受什么罪呀？他说：“人活着总要做点事情，难道退休了就要回家去等死啊？那样人生没有意义呀。”人退休了，心却从未退休，就像中央领导对他的批示，60年如一日，退休了不要任何一分报酬，贴着工资还来干，这个是值得大家学习的，他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物质财富，更多的是还带来了数不尽的精神财富。
周波和杨善洲合影
采访组：您现在到了杨善洲干部学院工作，每年从全国各地来了很多的培训班，您觉得大家来善洲林场，来向杨善洲同志学什么？
周波：奋斗一辈子，需要坚韧，更需要激情。后半辈子，杨善洲离开领导岗位，发挥余热，全心为群众织就一片绿荫。退休后信守“退休后给家乡办一两件事”的诺言，白手起家，捡果核做树种，在荒凉的大亮山上营造起几万亩林木，为乡亲开辟致富的道路，把价值数亿元的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交给国家。在他日渐衰老的身体里，始终燃烧着尽党员职守、为群众谋利的火热情怀。
杨善洲用他的一生，自觉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党员干部学习的楷模。
